全球貿易秩序近年來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重構與轉型。過去數十年來主導全球化浪潮的效率原則逐步受到地緣政治因素取代，經濟活動的「政治化」與「區域化」趨勢日益明顯。尤其在美國與中國兩大經濟強權間的戰略對抗背景下，貿易和經濟議題成為國際政治競爭的主要戰場，全球主要國家紛紛調整自身貿易政策，以保障自身國家安全與經濟韌性。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25年1月發布的最新報告《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指出，美國近年來持續降低對中國的貿易依賴，積極推動「去中國化」供應鏈調整政策，並將大量商品進口轉向墨西哥及東南亞國家。2023年，美國首次以墨西哥取代中國成為其最大商品進口來源國，顯示美國經貿政策已成功實現一定程度的區域化重構。同時，中國亦持續強化與東盟（ASEAN）、拉丁美洲及俄羅斯的經貿聯繫，2024年東南亞更取代歐洲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區域。全球兩大經濟體的經貿策略調整，使得全球貿易結構更加碎片化、區域化與政治化，並促使許多國家重新評估自身經濟與貿易策略的可行性。

處於這場經貿轉型浪潮中心的台灣，因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獨特而關鍵的位置，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台灣作為全球半導體、電子產品供應鏈的重要節點，長期以來受益於高度開放且自由的全球貿易體系。然而，隨著美中戰略競爭加劇，台灣在經濟上的雙重依賴模式──對中國製造能力與美國市場的高度依存，日益成為戰略上的脆弱點。

在這一脈絡下，台灣必須深刻理解當前全球經貿重組的邏輯及美中博弈下的全球經濟秩序，才能有效調整經濟戰略並確保自身經濟安全及長期繁榮。

一、全球貿易格局重組：從效率主義到地緣政治導向

冷戰結束以來，以經濟效率最大化為導向的全球化，一直是推動全球經貿整合的核心原則。企業普遍透過國際分工、供應鏈優化與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並提高競爭優勢。這樣的效率主義原則使得全球貿易量與跨國投資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各國也從此種全球經濟整合中獲得相當豐厚的經濟回報。然而，隨著近年來國際政治衝突、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以及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如COVID-19疫情的衝擊，這種強調經濟效率至上的貿易原則開始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並逐漸向地緣政治安全與戰略自主方向傾斜。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25年《Geopolitics and the Geometry of Global Trade》報告指出，全球貿易結構在近十年間發生顯著轉型，其中最主要的推動力量來自美中兩國的經濟戰略競爭。自2018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起，雙方不僅在關稅政策上進行交鋒，更將戰略競爭延伸至高科技產業的出口管制、技術轉移限制與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審查。美國積極推動供應鏈從中國大規模轉移，透過「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及「近岸外包」（nearshoring）政策，將關鍵產品生產基地轉移至地緣政治上相對友好的國家，以降低國家安全與經濟依賴風險。這種策略使得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地迅速取代中國在美國製造業供應鏈中的角色。2023年墨西哥甚至首次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商品進口國。電子產品領域的進口比例下降尤其顯著，反映美國在關鍵產業領域積極推動供應鏈的再配置，減少對中國的直接依賴。

另一方面，中國也在全球貿易結構重組過程中採取積極因應策略。面對美國對其高科技產品出口管制及技術封鎖，中國透過「雙循環」經濟政策與「自主可控」產業發展戰略，降低對西方高科技產品與市場的依賴，並積極強化與東協（ASEAN）、拉丁美洲、俄羅斯及非洲等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貿聯繫。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中國透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推動與「一帶一路」倡議的深入實施，加速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新型區域經濟圈。這一區域經濟圈不僅涵蓋傳統製造業，也逐步向新能源、生物科技、數位基建等新興產業延伸。至2024年，東盟已取代歐洲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象徵中國在全球貿易格局重構中有效打造出自身的戰略經濟腹地，藉此對抗美國經濟孤立政策的負面影響。

這種從效率主義到地緣政治導向的貿易重組趨勢不僅侷限於美中兩國，其他國家亦受到深刻影響。例如，歐盟在俄烏戰爭後，加速推動能源多元化與供應鏈自主化，試圖擺脫對單一國家能源或資源的過度依賴。德國甚至大幅增加從美國的進口，試圖降低過去對中國、俄羅斯市場的經濟依存風險。日本、韓國、澳洲等國也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IPEF），透過經濟聯盟的方式進一步鞏固與西方盟友的經貿聯繫，對抗中國經濟擴張的影響。這一全球貿易重組趨勢對高度依賴全球供應鏈的台灣來說，具有極其重大的戰略意涵。台灣經濟結構的高度外向性，使其必須在貿易結構重組的背景下，快速調整自身產業布局及經濟外交策略，以降低經濟與政治雙重風險。傳統上，台灣高度依賴中國製造基地進行生產，並將最終產品出口至美國市場，但此一模式在當前地緣政治環境下已逐漸失去可持續性。美國推動「去中國化」的供應鏈重組政策與中國「自主可控」的技術戰略升級，使台灣面臨供應鏈斷裂或政治化干擾的風險急遽增加。

因此，台灣必須重新檢視並調整其全球化策略與經濟結構，從以往單純追求經濟效率轉向綜合考量地緣政治安全與經濟韌性的平衡策略。台灣應積極參與多邊經濟聯盟及供應鏈安全協議，透過制度性保障來降低政治風險；同時，透過產業政策引導與投資佈局，進一步擴大市場多元化、提升產業鏈自主性，並在關鍵高科技產業中加強自主研發創新能力，以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或單一產業所造成的戰略脆弱性。

整體而言，全球貿易結構的重組是21世紀國際經濟秩序中最深刻的結構性轉變之一從經濟效率原則到地緣政治安全導向的轉型，不僅重新塑造國際經濟分工與價值鏈布局，也迫使各國進一步將經濟政策與國家安全戰略相互整合，形成更為複雜而交織的國際經濟治理新局面。對台灣而言，理解並積極因應這場全球貿易轉型，已經不再只是經濟政策層面的問題，更是一場攸關國家未來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二、台灣的戰略因應與政策建議

面對當前全球經貿重組與美中戰略競爭加劇之嚴峻挑戰，台灣必須迅速調整戰略布局，透過積極且具體的政策行動，全面提高經濟韌性與國際競爭力。具體而言，台灣應從「多元市場布局與產業鏈分散化」、「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聯盟」三大面向著手。

（一）多元化全球市場布局與產業鏈分散化

首先，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大陸製造基地與美國市場需求的現象，使得經濟風險極易因美中政治衝突而急遽升高。因此，多元市場布局及產業鏈分散化必須成為當前最重要的政策方向。

在市場多元化層面，台灣應積極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印度、歐洲等新興市場與發達經濟體的合作。台灣政府可透過簽署經貿合作協定、投資保障協定及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等方式，為台灣企業提供制度性保護及優惠，鼓勵更多企業在東南亞、印度等地建立生產基地與研發中心。東南亞國家如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印度等市場，擁有豐沛勞動人口與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消費族群，台灣企業可在當地布局消費電子、機械設備、汽車零組件及綠能產品製造產業，透過這些布局分散供應鏈風險與市場依賴。

具體政策措施上，政府可建立「新南向政策2.0」升級版，加強金融服務支持，提供台灣企業前往東南亞與印度投資的優惠貸款及出口保險，降低企業海外布局的融資成本與風險；同時成立海外技術園區，搭建東南亞當地的產業聚落與生態系，強化臺商在當地的永續經營基礎。此外，政府可透過駐外經濟單位，提升台灣企業與東南亞、印度地方政府及企業的合作效率，增進台灣品牌在當地市場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台灣企業也應積極參與歐盟市場的供應鏈重組，尤其在歐洲積極推動數位轉型、綠能轉型與半導體供應鏈自主化之際，台灣可透過技術與產業合作，深化與歐洲企業在智慧製造、5G設備、電動車、儲能設備及半導體材料等領域的戰略合作關係，進一步鞏固自身在歐洲市場的地位。

在市場多元化層面，台灣應積極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印度、歐洲等新興市場與發達經濟體的合作。（美聯社）

（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強化產業競爭力

面對美中科技戰與供應鏈競爭升級，台灣必須積極提升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競爭力，尤其在半導體、生物醫療、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關鍵戰略領域，必須打造更穩固的技術與產業優勢。

首先，在半導體產業方面，台灣不僅應持續提升晶圓製程技術的領先性，更需加速第三代半導體（如碳化矽、氮化鎵等）及先進封裝技術的研發與應用，確保台灣在未來10-20年內維持全球不可取代的地位。政府應透過研發補助、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平台，積極扶植半導體材料及設備供應鏈的在地化，進一步深化半導體產業的自主性與供應韌性。

其次，在生物醫療領域，台灣應積極推動精準醫療、生技製藥及數位醫療技術之研發與產業化應用，透過國家級醫療數據庫建置及臨床試驗法規鬆綁，打造亞洲生技醫療研發中心，吸引全球醫療生技企業前來台灣投資及合作，提升台灣生醫產業國際競爭力與全球品牌能見度。

在人工智慧與數位科技領域，台灣應加強推動人工智慧產業應用與數位轉型計畫，政府可建立專門的AI應用產業基金，推動人工智慧在製造業、醫療照護、智慧城市與數位金融領域的深入應用，並強化相關人才培育與數位基礎設施投資，以提升台灣企業數位化程度與全球競爭力。

新能源產業方面，台灣需加速推動綠色轉型，尤其應大力發展離岸風電、太陽能、氫能及儲能產業鏈，透過提供綠色金融融資優惠及推動低碳轉型補貼政策，加速企業轉型，形成具全球競爭力的新能源產業鏈與綠色供應鏈，並與歐洲、美國等先進市場積極展開綠能技術交流及合作。

（三）積極參與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聯盟

最後，面對美中地緣政治競爭背景下的全球貿易新秩序，台灣更應積極參與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經濟合作架構，特別是印太經濟架構（IPEF）等美國主導的經貿合作機制，透過制度性聯盟提升自身國際地位與貿易安全性。

在制度性合作上，台灣政府可積極推動與美國雙邊貿易協議（BTA）或自由貿易協議（FTA）之談判，以提升台灣對美貿易的制度保障程度，並爭取加入美國主導的印太供應鏈重組倡議中，強化台灣供應鏈在美國經濟戰略中的重要性。

此外，台灣也應積極與日本、韓國、澳洲及歐洲等盟友深化制度性合作，推動多邊或雙邊供應鏈安全協議的簽署，共同提升關鍵產業（如半導體、稀土、電池材料等）供應鏈安全性與韌性，降低來自中國的戰略風險。

更進一步，台灣可積極參與國際規則與標準制訂，特別是在數位經濟、人工智慧治理、資訊安全等新興領域的國際規則建構，透過積極的經濟外交行動，確保台灣的產業與技術規格能被全球主流市場接受，鞏固台灣在新興經濟秩序中的地位與影響力。

綜合以上建議，台灣若能透過政策積極推動市場多元化布局、自主創新強化及國際經濟聯盟深度參與，將能有效提升台灣經濟的國際競爭力與經濟韌性，在全球經貿新秩序中持續保有關鍵戰略地位，達到國家長遠發展的目標。

總結前全球經濟正處於重大地緣政治轉型之中，美中競爭已不僅限於傳統的軍事與外交層面，更深入到科技競爭、經濟脫鉤、貿易供應鏈重組的核心戰場。在此格局轉換之際，台灣作為全球經濟供應鏈的重要節點，尤其在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鏈上，勢必面臨相當複雜的挑戰與機遇並存的局面。

從專業角度觀察，美國的「友岸外包」政策與中國的「自主可控」戰略，正逐步促使全球貿易結構從過去強調效率與成本的全球化分工模式，轉向強調地緣政治與價值觀導向的區域分工模式。這種趨勢預示著未來國際經濟秩序將更具意識形態色彩，各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角色定位也將更顯著地受到政治戰略因素影響。從經濟學的國際分工理論角度來看，這種轉型不僅將重塑國家間的比較優勢，也會對企業層級的競爭策略帶來深刻影響。

台灣未來的戰略定位，必須明確理解並因應此種新型全球經貿環境，避免被迫選邊站的極端情境，同時靈活調整策略來維持自身在供應鏈上的關鍵角色。首先，台灣需全面深化市場多元化策略，擴大與東南亞、印度、歐洲等地市場的投資與貿易合作，以降低地緣政治風險與供應鏈依賴性。其次，台灣更需主動透過產業政策引導，強化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鏈上下游的在地化布局，從而提升對外經濟衝擊的承受能力，確保關鍵產業供應鏈的韌性與彈性。

面對全球貿易重組與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所帶來的結構性挑戰，台灣必須具備清晰且前瞻的政策思維，將經濟安全與長期競爭力放在政策核心，主動適應全球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新秩序。在積極深化國際合作、多元化市場布局、強化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產業韌性與經濟安全防護能力的同時，亦須以彈性且務實的經濟外交策略，避免經濟議題過度政治化，從而達到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的雙重平衡。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全球經濟重構的關鍵時刻，掌握主動權，持續推動經濟發展，進而保障國家長期利益的最大化。

※作者為國會法案主任、奔騰思潮青年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