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爾基的文學作品被全部遺忘之後，革命的海燕不再飛翔之後，如果他在十月革命前後書寫的「不合時宜的思想」還在，他的聲音就還將在人類文明史上留存。

一百年了，那場革命留給世界的創痛依舊，帶給人類的劫難並未終結，他在革命前後發表的那些直面現實的文字，即使過了百年，依然有著灼人的力量。從1917年5月1日到1918年7月16日，他在《新生活報》上的專欄「不合時宜的思想」或其他文章，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如他自己所指出的—

「我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能夠說出和寫出真情。」「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他曾如此熱情地呼喚革命的到來，然而當革命的暴力席捲俄羅斯大地，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權利遭剝奪，文化遭踐踏之時，他毫不猶豫地將銳利的筆鋒指向革命的暴力和粗鄙—

「人的生命在他們的觀念裡將變得十分廉價，然而人—不應該忘記這一點—是大自然最美好、最有價值的作品，是宇宙中最好的東西。戰爭對人的評價是比一小粒鉛彈還低廉的，人們曾因這一評價而義憤填膺，因為戰爭而譴責『帝國主義者』，而現在，面對每天都發生的殘殺人們的獸行，我們又該譴責誰呢？」

他看到了政治的可怕，看到了革命暴力締造的政治—「培植毒辣的敵意、邪惡的懷疑、無恥的謊言、誹謗、病態的虛榮和對人性的不尊重（所有人身上的壞東西都可往上加）的雜草迅速、大量瘋長的溫床，人身上的壞東西正是在政治鬥爭的土壤上才特別明顯和大量地瘋長的。」

他是一個作家，在他心中，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的人道主義，所以，即使扮演了革命的海燕這個角色，一旦洞見革命的真相，他便想說出和寫出真情。這是作家的邏輯與革命的邏輯、權力的邏輯之不同，讓我想起魯迅1927年的演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也想起因《野百合花》在延安闖下大禍的王實味寫的另一篇《政治家·藝術家》。

高爾基畢竟是有底線的作家，他對暴力革命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結果是《新生活報》被列寧親自下令封閉，雖然列寧對他的「不合時宜」給予了最大限度的容忍。想想毛澤東對羅稷南的「假如魯迅活著怎麼樣」的回答（要麼不作聲，要麼繼續發聲、關在牢裡），高爾基還是有幸的，畢竟還有十四個半月的時間說出真情，特別是在革命發生、布爾什維克當權之後。

1917年5月，當十月革命發生前夕，他曾說：「千百年來，人類致力於創建還算不錯的生存條件，並不是為了在20世紀來摧毀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應該知道，地球上一切創造出來的事物都是地球的唯一的主人和地球的勞動者—大寫的人所創造的。」在他心中，始終有人、人性、人道的地位，「成就這次革命就是為了使人生活得更好，為了使人本身變得更好。」因為他深知，「在爭取階級利益的鬥爭中，不應當拋棄對美好事物的全人類追求。」

所以，他在革命之後，不斷地強調文化的重要性：「文化的真正的本質和意義在於從心裡厭惡一切骯髒的、卑鄙的、虛偽的、粗俗的東西，一切貶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東西。應該學會仇恨痛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消滅痛苦。應該教會人哪怕稍微愛人現在的樣子，也應該熱愛人將來的樣子。…只有在我們自身的和我們以外的一切殘酷的、粗俗的、卑鄙的東西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厭惡感的情況下，才可能有對文化的真正的敏感，對文化的真正的理解。」

他眼睜睜地看著革命之後，文化遭到的蔑視—「哪裡的政治太多，哪裡就沒有文化的位置，而如果政治滲透了對群眾的恐懼和對群眾的諂媚—就像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具有的主要缺點一樣—那麼談論良心、正義、對人的尊敬及其他的一切就完全是毫無益處的，因為政治上的厚顏無恥把這一切都叫作『感傷主義』，但是沒有這一切卻是無法生活的。」

革命之後，他與列寧和蘇維埃政權的衝突也就不可避免了。歸根到底，他還是懷抱著良心、正義、對人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這一切與革命暴力是對立的。他對革命的支持是基於對沙俄帝國的絕望和對未來美好生活的期待，回望過去的50年，幾代俄國的優秀青年被消滅在監獄裡、流放場、苦役場，他不無痛苦地想到，「專制耗盡了國家的精神實力，戰場從肉體上消滅了千百萬青年人，毫無積極精神發展著的革命顯然也不可能培養出精神強健的人，並將把消滅青年人的過程繼續下去。」
 

100年後，重讀高爾基的這些文字，想到68年前的中國，當紅色政權遮天蔽日之際，整個大陸的咽喉都被掐住了。在此之前，魯迅已亡於1936年，王實味在1942年挨整服軟並最終被殺，曾為王實味辯護的蕭軍1948年在東北辦《文化報》挨批、被逐出文壇。

100年後，重讀高爾基的文字，想到68年前的中國，當紅色政權遮天蔽日之際，整個大陸的咽喉都被掐住了。（湯森路透）

在此之後，1949年沈從文被迫放下下手中的筆，1954年胡風以言罹禍、鋃鐺入獄，1966年老舍自沉太平湖…泱泱大陸只剩下了郭沫若式的吹鼓手。1949年，時間結束了，獨立報刊的生存空間徹底消失，包括儲安平、王芸生、徐鑄成這些民國舞臺上激揚文字的報人再無用武之地，中國也無高爾基這樣的作家，即使魯迅活著，恐怕也不會有「不合時宜的思想」。

俄國的苦難雖然深重，俄國作家卻一直無愧於他們所承受的苦難。為蘇維埃革命所裹挾的「海燕」，也因他的這些文字為他和他的民族贏得了尊嚴。

直到將近20年前，十月革命80年後，《不合時宜的思想—關於革命與文化的思考》才有了中譯本。我最初是1997年的冬天，在黃土高原的高牆內看到《讀書》上程映紅對英文版的介紹，1999年春天讀到中文版，深為震撼。今天回首十月革命帶給人類的百年災難，我以為最值得重溫的就是這本書。30年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在《重訪卡普里》一文中曾提及高爾基，然後說，「使人擺脫流浪、擺脫拉纖的苦難的，主要是什麼？當然有那些昨天的呐喊，但並不是無知和愚昧的呐喊，更不是以『不怕流血』對自由的恫嚇。給人類帶來美好和自由的，首先是智慧，冷靜地透出理性的智慧。」

老實說，從1917年5月1日到1918年7月16日，高爾基筆下就有冷靜地透出理性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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