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聲援香港「雨傘運動」三名學生領袖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以及反對新界東北開發案的13名青年社運人士，香港民眾20日發起萬人遊行，抗議港府律政司覆核他們的刑期，迫使這些年輕人一個個將成為階下囚。近在咫尺的香港，似乎是不斷以它當下現況，讓一旁的台灣重溫那段還有「政治犯」的惡夢。

於此之前，《紐約時報》曾刊文建議應考慮將黃之鋒等三人納入諾貝爾和平獎候選名單，因為這幾位香港年輕人是「嘗試迫使中國政府履行其國際及政治承諾的出色領袖」，一如也曾遭受政治打壓的沙卡洛夫、哈維爾和翁山蘇姬。《紐約時報》並稱「雙學三子」（黃等人）是香港第一批「良心犯」。

《紐約時報》的提議，當然建基在諾貝爾和平獎成立迄今超過一百年來，確實不斷鼓舞各地受暴政統治的反抗者，且已從最初為肯定「推動減裁軍備和舉行和平會議」有功之人，擴及到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權鬥士。1904年和平獎得主杜克蒙即曾說過：「和平不離自由、自由不離人權。」這對往後和平獎的受獎對象有深遠的影響，從而也形塑出今日和平獎超越裁軍之外的更深層意義。

但黃等人要得和平獎，恐怕有現實上的困難。一來，2010年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儘管有助劉曉波（包括他的主張）登上國際矚目焦點，卻未能促使劉獲得自由，更甚者，中國從此對言論、思想的限縮，則在防堵劉曉波效應擴大下順勢趨於緊縮。反過來，中國尚能狹其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對挪威施以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旅遊等全方面的海嘯制裁。

劉曉波獲得和平獎隔兩年，國際特赦組織駐挪威秘書長艾格奈斯眼看劉曉波仍在受牢獄之災，便提出警告：「看來中國今天不僅要控制自己國家人民的言論，其實還想控制這個世界怎麼想。」5年過去了，劉曉波罹癌病逝，艾格奈斯的預言不幸言中。尤其當我們意識到近來歐盟諸國與中國之間的人權對話，都是透過「檯面下低調的」方式為之，我們就知道某種程度中國可能已得逞了。

而今，具有和平獎得主最終決定權的五位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菲弗、于特霍恩、安德森、塞斯和亞格蘭，其背景身份分別為挪威前保守黨主席、前進步黨高級顧問、挪威司法部國務秘書、和平（獎）研究所研究員和歐洲理事會秘書長。（和平獎委員會人選由挪威國會推薦）。

其中亞格蘭即是當年最為力挺劉曉波者（當時他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可今天已無那時的決定性；此外，雖然菲弗和于特霍恩皆屬具右派（和共產黨疏離）色彩的政黨要員，但其黨「在野反共、執政親共」的變化，你很難認為他們今天會願意為了黃之鋒等再次惹怒已然不可一世的中國；安德森身為前政府官員，想必也對中國過去一路以來的政治教訓記憶猶存；至於塞斯也不可能自外於挪威社會對中國的忌憚。

於是可說，黃等人欲成為和平獎候選人已是難事，遑論得獎（提名門檻很低，也許可行，但沒意義），且國際形勢比起劉曉波獲獎當年，對這群中國內部的反抗者而言又更為不利。

話說回來，歷史上每每有人類學家發現一值得考究，並打算加以保護的古老部落，通常就是在它的文明已呈消逝狀態且無以回復的時候，今天香港竟會被看成是「有資格」出現諾貝爾和平獎的地方，某種程度不也正是對一自由之都的最大否定。

有香港政論家言：「香港回歸20年，人心未回歸。中港矛盾反而越演越烈。」一語道盡五味雜陳的一國兩制。1967年，李光耀曾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那段影片飽受中港熱愛祖國人士讚揚，因為李光耀對中國有很正面的評價。只是，當記者開頭問及：「身為一個中國人，你可以評價中國的未來嗎？」李光耀回答的第一句話竟是：「我不能代表中國人說話，因為我是新加坡人，我是一個華人，這是有區別(和中國人)的」，接著才繼續叭拉叭拉說中國如何如何…

李光耀的區隔表態，對今天不少香港人來說，相信更是一切盡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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