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是否應該「領導」司法改革？有人認為這是「哈姆雷特的兩難」，但答案其實就在憲法裡面。

憲法中的總統，雖是國家元首，但即使是元首，也應遵守權力分立的規範。總統若動輒介入國家各憲法機關的運作，其結果不是侵權，就是侵官，這是憲法的紅線，輕易跨越不得。

而行政權介入司法權的運作，更是紅線中的紅線，這條紅線就像「盧比孔河」，一旦跨越，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所謂權力分立，將從此不復原貌。

但總統「領導」司法改革，算不算行政權介入司法權運作？支持蔡英文領導司改的人，普遍都贊同這樣的理由：「這不是政治干預司法，總統關心的是制度面的改革，而非個案」，「大家對司改的期待很高，總統與其站在第二線，不如主動站出來，不要在那裡躲」。

而蔡英文自己的理由則是：「司法改革是總統的責任，要以總統的決心，和總統的政治能量，才能夠有成功的司法改革」，「司法體系不會自動改革，必須要有足夠的政治推力，才有改革的可能」，「司法改革業務橫跨各院、各部會，由總統出面，才能據以推動，才能加快改革腳步」。這些理由，都是她去年競選期間所說，最後一項理由，不久前更被總統府發言人以「憲法規定的調和權」予以詮釋。

先談調和權。總統這項權力載諸憲法，也就是一般所稱的「院際調解權」，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議，得召集各院院長會商解決。由此可知，總統行使此項權力之時機，為兩院以上發生爭議時，但推動司改這件事，可以被定義為兩院以上之「爭議」嗎？非總統行使調解權，否則別無其他方式可以解決嗎？更何況，調解權是一項「非要式性」與「非強制性」的權力，也是一項必須狹隘定義而不宜從寬定義的權力，蔡英文若以調解權作為她領導司改的憲法盾牌，與當年王金平涉嫌關說案時，黃世銘與馬英九引調解權作為護身符，又有何異？

再談人民期待。民選總統對人民期待必須如響斯應，應為也當為。但總統若凡事親為，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這絕非所謂的民主治理。小布希當總統時，美國法律社群要求司法改革，他雖然公開積極呼應，但連他也知道，能領導司改的憲法機關，不在白宮，而在有法律制定權的國會，以及大法官說了算的最高法院。

但其他國家有沒有總統領導司改的例子，有，烏克蘭與越南總統就是兩個近例。但台灣難道非學民主後段班國家的作法，否則司改難以完成？更何況，總統領導司改則司改必然有成這個假設，並不必然為真，例如，蔡英文乾綱獨斷提名謝文定與林錦芳為司法院正副院長，難道不代表總統領導司改？但結果呢？結果證明這是總統領導錯誤。

蔡英文當然有其他途徑可以「領導」司改，可以表現總統的決心，展現總統的政治能量，例如，她可以任命有改革意識的司法首長，可以要求行政院與國會黨團制定有改革意識的法律，可以透過政黨政治運作實踐她的改革意志。但在千途萬徑中，她唯一不能走的那條路，就是以總統身份擔任司改會議的召集人，即使主張司改的法律社群支持她，甚至認為總統不出則司改如長夜，她也要守住憲法中的總統角色分際，不能被這樣的熱情呼喚所誘惑。

任何人都知道，目的不能合理化手段，但民進黨政府為了追求轉型正義，這段時間已經跨越了一道又一道的憲法紅線，在司法改革這件萬眾矚目的大事上，蔡英文千萬不能再帶頭跨越盧比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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