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了一次《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再度探查的結果，對這份修辭優美的聲明，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菁英階層與非菁英階層的學生 」都應該學習華夏古典文化，以華夏經典形成「文明素養」的「素養論」，就是「應當泯除中文、臺文、華文領域差異 」，以「國語文」統攝之的規範性期待和要求。

總結而言，關於課綱的等等種種，這份聲明主張，應當交由「熟悉文學的專家」來決定—易言之，應該由參與聲明的「中國文學專家」來決定。

關於用「國語文」來「消弭中文、台文、華文的差異」，直言之，還是再生產著梁啟超以「中華民族」為符號的現代「帝國建設方案」，而表面上調性中立的所謂「國語文」，在實際性質上，還是為著建構「中華民族」而運作的「帝國性語言」。

梁啟超與「漢字帝國」

從比較後設性的角度來觀察和反省，最近的課綱爭議中的「古文派」與「今文派」，似乎有著一致的盲點：我們所知的漢字語言，不論是其「古文」形式抑或「今文」形式，本質上都是一種「帝國語言」或者「帝國性語言」。

在這裡，我們或許可以去重讀梁啟超奠立現代的「中華型民族性帝國主義」（亦即，以「中華民族」為符號的帝族建設方案）的重要文章：《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考察》（1906年，見《梁啟超全集》第12卷）。如果仔細閱讀，就可以發覺，這位「中華民族」的發明者，在這個文本中，展現了他對「漢字」作為一種書面體的帝國性語言，在「泯除」各種殊異與獨一的語言社群上的破壞性作用，是有敏銳認知的。

我們也許可以說，正是在這點上（也僅在這點上），今日的「台文派」，恐怕會倏然發現，多了一個「意外的戰友」。如果沿著梁啟超的觀察輻射出來的問題來觀察，「今文漢字」，依然不脫為一種便利於系統性地泯滅語言差異的帝國語言體系，應該是毫不意外的結論。

在此，我們或許可粗略地做一個簡單的比較：香港人，即便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還保有用粵語念漢字的能力，但在國民黨的「小天朝主義」統治下，在國民黨長期的「國語政策」下，絕大多數的當代台灣人，是沒有用台語或客語念漢字的能力的。

同時，書面形式的「今文漢字」侵蝕作為口述語言的母語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倒過來，作為口述語言的台語化為官方書面語言的可能性，對照以羅馬拼音作為記述符號的原住民語言，大概大家都難以否認，是遠為低落許多。

進一步說，在台灣的大眾媒體中，使用台語，變成是無意識地表徵著或指涉著「低下的賤民文化」的階級區別符碼。連帶地，凡是以台語為演出語言的演員，大體也必須符合某種「賤民化」的刻板印象，才會被主流的媒體工業所接受。

這種「中華型的文化帝國主義」，是台灣的「文化研究」社群，迄今依然不能討論的「禁忌課題」。但不幸地，這種「中華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在前述聲明結合「古典素養論」與「統攝性的國語文」的雙重運作中，依然浮現為某種可意會而不可言說的「背景脈絡」。

「國語文」中的「帝國」

「國語文」這個語彙中的「國」，所指的猶然是那個體現「先王禮樂刑政之遺文」的「天下帝國」—或者說，「宇宙論形式的符號帝國」。

這種「宇宙論的符號帝國」，基於其展現的高古而美妙的「帝國美學境界」，或許對天朝文人和文青，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誘惑。某位出版社編輯，對最近的某個新聞事件，留下了這樣的文字：「一個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語境？為什麼可以背叛這個浩浩湯湯已經超過五千年的傳統？」

對他們，這是體現了「古代宇宙論帝國之精神」的「神性語言」，「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乃至「至誠無息…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語出《中庸》）

但對一個世俗性的民主共和國，在它的「公民通識教育」中—而非天朝學人和權力集團所關切的「文明素養教育」—這種語言，能扮演的角色為何？可發揮的機能為何？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文學專家們」想像的模樣，也不是那麼簡單。

粗糙地說，古典華夏的「宇宙論符號帝國」，預設著也投射著一個以「德行」的差異和分化為主導符碼的階序秩序，一個以「中心」與「邊陲」的區別而構造的帝國政體，一種以「大道」與「異端」的區別為特徵的真理形態。

在這種預設的歷史條件和歷史情境下，確實如同這些「文學專家」所以為的，如果「非菁英階層」家庭的子弟，無法接近源自「王官學」的「帝國釋經學」（儒教所謂「經學」）訓練，就無法在這種社會構造中，透過帝國性國家機器的選拔機制，而躋身「儒官集團」，而獲得「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

但對高度功能分化的現代世俗社會，這種以「古代宇宙論神學」為神性根源和終極指向的「帝國語言」，既非日常生活對話之必須，也不再是各種專業溝通之必要。

如果是這樣，將「古典學素養」與「社會流動的能力」隨意畫上等號的社會想像，或許無意中正透露了：對聲明的作者，我們依然生活在那個古典的「君父帝國」中，非但事實如此，而且也應當如此。

帝國想像：懸崖下的台灣

關於這種「帝國想像」的可能副作用，或許正好集中地呈現於8月27日中國時報的頭版漫畫。許多受過「帝國釋經學」熏陶的文人、教授和教師，想必可能都會同意其中的「世界圖像」：不讀古文，台灣就會在高大上的中國旁邊，掉落至懸崖下的深淵。

按照這種「帝國釋經學」的「好古主義」家法，「古文」乃是載道的神聖文本，不同於世俗性的「今文」。「古文」是「先王的禮樂政教遺留下來的紋理」。這種神顯的紋理，透露著一個訊息：在「天下帝國」古來的「神聖文字」之外，人就沒有救贖的可能，乃至人就不知道人何以為人了。

說到底，既然「修齊治平、天人合一」的「新天下帝國」是「儒教神性秩序」的寓居之所和至高體現，那麼，在「大一統的天下帝國」之外，人類也就別無救贖，人類也將不成為人類—而唯有可鄙視、可殺戮、可迫害、使用過即可丟棄的「蠻夷」。

一邊倡導「心即理」，一邊展開滅絕性的種族屠殺的王陽明，或許正是這種「帝國儒教」的「典範」之一。

而回到中國時報的那幅漫畫來說，根據精通古代神話研究的學者的說法，「懸崖」，在古代神話中，一向是關於「集體迫害」的隱晦象徵。將被選定的犧牲推下懸崖，是古代祭祀的犧牲儀式的元素之一。而對此，當然，天朝文人可能的標準態度，或許就是如同孔子說的：「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也在同樣的「帝國想像」下，最近在媒體評論上，出現了質問蔡英文「是台灣人或日本人」的聲音，隱含著對「日本皇民」的殺戮慾望的「帝國心性」。

但這種高亢的「帝國心性」，或許遺忘了一件事情：要不要將「今文漢字」中的「和製漢字」，都全部刪除，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免得在漢字中「詩意地棲居」著的，不是「君父帝國的精神」，而是「日本神國的幽靈」？

對篤信儒教「好古主義」的「古文派」或「國粹派」，其實這並不難，不是嗎？

「帝國釋經學」之後

但「古文」是該被絕對貶抑的嗎？恐怕也不盡然。關於研讀漢字文化圈的「古文」，有人點出了一個看法：該編輯「轉型正義版古文觀止」，乃至不該以華夏去自限範圍，而可以延伸包含朝鮮、越南和日本的漢字作品。

特別是從古代華夏各個帝國的周邊國家的觀點中，從這種「視差」中，我們將可以逐漸對何為漢字文化，對漢字文化圈中異於帝國核心的「邊緣觀點」，對漢字文化圈的眾生喧嘩和整體局限，開始有不同於「帝國釋經學」視閾的新認識與新反思。

對這種構想，大體該會有不少人贊成。但除此之外，有一個搭配的事物，應該也是不能或缺—針對「帝國釋經學」的「轉型正義詮釋學」。

人們如果反對古文教育，在許多時候，其實不是反對「古文」自身，真正的原因無非是現在的中文系及其訓練出來的師資，往往只能進行「古意的帝國釋經學」的反覆生產，而尚未湧現挖掘儒教帝國的「物質性與象徵性暴力痕跡」，解析「帝國想像」與「帝國慾望」的交互構成作用的「轉型正義詮釋學」。

例如，如果從「反帝國神學」的角度解讀《桃花源記》，跟一個從「帝國美學」的角度去「品味超絕境界」的華夏文青，兩者會讀出完全不同的東西。當然，一旦中小學老師能夠從「反帝國神學」的角度來陪同我們的下一代解讀《桃花源記》，或許就不無可能，《桃花源記》就將自此被「古文派」列入「言論查禁」的「黑名單」了。

假若如此，我們或許就不該否認：關於研讀古文的問題，「帝國釋經學」傳統，才是問題的癥結與要害所在；也不該否認：倡導研讀古代經典與古文的人，有相當部分是要用「華夏古典學」來「超克現代」的「國粹派」。這種「國粹派」倡議真確的作用，無論他們自身是否明確自覺到，其實焦點都在於延續華夏的「帝國釋經學」傳統，特別是再生產「帝國傳統」。相對於這種「背景脈絡」，對他們，其他「技術性爭議」，似乎都僅是旁枝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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