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期間，PTT 上有熱烈提問，為什麼台灣的女運動員相較之下少了女性特質？被「減去」的女性特質，反應了台灣女運動員的何種困境？

世大運如火如荼，台北我們的主場，臺灣為自家運動選手驕傲，孵育在相較欠全的體育環境，他們俐落奪下 26面金牌，34面銅牌，30面銅牌，我們始看見獎項背後有故事，憑著個人恆常的練習與努力，羽翼豐厚。

我們曾於上週談過運動場上的身體與慾望，身心二元對立的視角如何侷限我們的觀看想像；近期在 PTT 有則討論也很是熱烈，累積 312 則留言串，他提問，為什麼臺灣的女運動員，經常看不出來是女生，少了女性特質？

原文引述，「看世大運比賽，拼勁台灣不輸，但在外觀方面，似乎西方的女運動員，都保留一些女性特質，反觀台灣 好像蠻多項目，都很有男子氣概。你不說，我會看不出來他們是女生，這是因為台灣人比較軍事化訓練？還是因為運動產業不夠商業化的原因？」

這個問題，引來關於性別氣質的討論。何謂性別氣質？女性特質難道就是長髮膚白纖瘦四肢？而難道「看不出來」像個女生，會有損她是女生的事實嗎？

「看不出來像女生」的提問更有意思，這問題，或許誤打誤撞點出女運動員的長年矛盾——我們並不要女運動員看起來像女生，我們並不鼓勵女運動員在運動場展現女性特質。

運動與性別的角力：女運動員和陽剛的遊戲規則

回顧運動與性別的交錯歷史，有其角力，運動最初被認定是男性的、力量展現的、陽剛爭奪的、禁止陰性涉入的。

最早的希臘奧運，競技運動要赤身裸體，展現身體的均衡之美，女性既沒有參賽資格，也不得入場觀看。男性的身體是被崇尚的力量，女性的身體是被貶低的慾望。

1894 年，現代奧運之父 Pierre de Coubert 推動第一屆現代奧運會，亦曾反覆論及反對女人參與公共運動競賽，指稱「女人在奧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應當如古老競技場，僅是男性贏家頭頂的桂冠。」，引來社會學者 Jennifer Hargreaves 批判，「奧運在發展之初，即是制度化的性別主義與階級宰制的最佳範例。」

1990 年巴黎奧運，997 位參與運動員，僅有 22 位為女性；2016 年里約奧運，女性運動員已佔 45%。女運動員開始走入運動場，挑戰權威，自我賦權，運動場上有更多各異的女性面孔，而實際上，她們仍被要求玩著相對陽剛的遊戲規則。

運動場裡身份斷裂，一個女運動員得先看起來是個運動員（而運動員要有陽剛的身體原型），接著才是個女人，隱匿女性的身體，才顯得有力量。

妳的女性特質呢？運動場外的女運動員改造之路

諸如此類的情況，在亞洲尤甚。女性特質在展現力量的運動場經常是無用的，不必要的；女性特質的追求是該被減去，甚至被貶抑的。

當一個女運動員在運動場上展現女性特質，會發生什麼事？評論失焦，視其為可慾的女性，甚過可敬的運動員，可慾與可敬在身心二元的僵化框架下，難以在同個身體並存。

運動場上，一旦被慾望了，不知為何她就不專業了。為免麻煩，不如中性，不如陽剛，省得牽掛。

運動場外，卻是另一個世界。女運動員在運動場裡割捨的女性特質，走出運動場，卻被急急追討。人們如夢初醒，以改造與女人味挑戰之名，要她們證明自己仍是女生，依然可慾可親。

運動場內要「不像女生」，出了運動場卻要「有女人味」。

舉個例子。

舉重好手許淑淨，於 12 年倫敦奧運奪銀歸國，媒體報導許媽媽最大的心願，是希望看到女兒穿裙子。16 年，里約奧運奪牌，不得清閒，新聞做了許淑淨的少女心特輯，盤點小時候她的「女性特質」，並稱：「許淑淨退休後可以慢慢把裙子穿回來，頭髮留長、開始化妝，說不定美麗動人的許淑淨又可以回來了。」

女運動員在運動場內與運動場外，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身份。但為什麼臺灣的女運動員要在場外，或等到退役，才可以「把裙子穿回來」，才可能恢復其女性身份？「裙子」與「女性特質」在運動場內被視為不合宜，是我們更該討論的問題。

場內也把裙子穿回來：一個女運動員被好好看見的運動場

於是，當舉重女將郭婞淳以挺舉 142 公斤打破世界紀錄；當中華女籃隊摘下銅牌；當桌球好手鄭怡靜搶下女單銀牌；我們期待台灣體壇能有更多關於性別的討論，能建立女運動員被好好看見與善待的運動場，能支持女運動員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參與體育競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