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運小南門站下車，我要前往高等法院旁聽一件刑事補償案。從過往的經驗，刑事補償案件通常只會開一次庭，然後法官就會下裁定，正忖度著待會兒開庭時，法官可能會問什麼問題，一抬頭，就看見徐自強從對向的捷運車廂中下來。

我與徐自強一同走往高等法院，偶然的巧遇讓我感到有點緊張，路上忍不住問他：「還好嗎，會不會緊張」，他想了一下回答：「不會」，我沒有繼續追問不會的原因，想給他留點空間。

到了法院門口，已有等候多時的媒體等著採訪他，我便先上樓到了刑事第四法庭，發現已經有許多關心徐自強的志工朋友在走廊上等待，小小的第四法庭，乘載不了走廊上數十位志工的殷切期盼，只容得下不到十個人旁聽，真是可惜。前面的案子持續開庭中，我往法庭內張望著，徐自強站在身後也往法庭內張望著。庭務員點呼徐自強。

求償2814萬元

刑事補償案件是由高等法院三位法官合議審判，訊問後，法官要聲請人徐自強聲明請求的金額，律師代答：徐自強冤獄共5628日，要以每日5000元計算，求償共2814萬元。

法官問徐自強，為何認為應以最高補償標準5000元作為每日的補償標準？徐自強回答，過去法院既然用最高刑期的死刑對他判刑，他便以最高的補償標準來請求法院補償，在他漫長的16年冤獄生活中，每天必須與2～3斤的腳鐐為伍，住在狹小一坪多的牢房中，伴著死刑的恐懼，過得生不如死，16年的人生，失去的太多，無法陪伴孩子成長、失去了婚姻與家庭，徐自強最後總結，再多的冤獄補償都無法彌補他所失去的人生。

徐自強的律師接著表示意見，認為法官應該審酌這個案子，是因為國家的錯誤，在毫無任何參與犯罪的客觀證據下，僅憑著共同被告充滿矛盾的說詞，做為判決基礎，而許多與案件有關而有利於徐自強重要證據，卻也都憑空消失，錯誤百出的鑑定，漏未傳喚的證人，種種的違法情節，加總起來造成徐自強失去了重要的人生歲月。

律師也表示，徐自強當初信賴司法會還他清白，才自主投案，但司法回應他的卻是死刑判決，在死刑定讞後，徐自強在待死行列掙扎多年，曾經每天都穿著執行死刑的衣服，也寫好遺書，對於未來失去希望，甚至失去求生意志，也因此他勸原本與他形影不離妻子與他離婚，那種痛苦不是一般的自由刑可以稍作比擬。另外，律師也希望法官能夠考慮到徐自強的「餘生」，從徐自強27歲到43歲這段期間，國家剝奪了他工作的可能，導致他的老年將無法依靠自己的積蓄生活，國家有義務考慮他的後半生。

清白已不可能

對於幸運能被平反的冤案受害者而言，失去的人生顯然不能復返，再借用徐自強說過的一句話：

「清白，已經不可能，因為總是會有人不相信你」

，冤獄雖平反，但名譽的回復卻是殘破，最終，還可能剩下幾種正義的實現方式：真相、究責與補償。

但從司改會過往的經驗看來，要國家檢討並公布冤案生成的「真相」，也就是去仔細檢討究竟誰該對冤案負責，對徐自強失去的人生負起責任，以及對於失職的司法人員（包含警察、檢察官、法醫到法官）應如何「究責」之路，已經能預料到將走得顛簸又漫長（還未必能成功）。

徐自強案21年，關心徐自強的民間團體與民眾，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神與金錢奮力救援，在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後，也跟我一樣，殷殷的盼著刑事補償的結果，在看著國家究竟有多少反省的誠意，彌補過往的錯誤。16年的光陰值多少錢，每個人心裡可能都有一把尺，這個刑事補償程序，不論結果如何，確確實實將會為台灣社會樹立「司法正義」的里程碑。

縱使徐自強案不是審理刑事補償的法官所造成，但我仍然期盼著，承審法官們能夠代替過往的司法，代表整個司法體系，代表國家，嚴肅且謙虛的去面對徐自強他為司法犧牲的人生，不脫免、不卸責，設身處地的去衡量他所失去的過去、現在與將來，許給徐自強以及21年來所有關心徐自強的民眾，一份遲來但卻最基本的正義。

※作者為民間司改會專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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