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時21年漫長訴訟，經過九次更審、五次非常上訴，並做成釋字582號解釋的徐自強案，無罪定讞迄今將滿一年。儘管案件當事人已是完全的自由之身，但冤獄的終結不會只是「沉冤得雪」。

一場冤獄的無罪判決，即是下一場請求賠償官司的開始。任何司法冤屈，從來不會只是當事人或其家人自己的事，那是整個社會必須一起付出的代價，國家本來就有責任盡最大的可能，去回復一個人因體系的殘缺、誤謬而被毀掉的破碎人生。

徐自強白蹲苦牢16年，遭判七次死刑、兩次無期徒刑，其中四年是關在「隨時準備上路」的囚室，每天從法警的眼神中推敲自己的死期，正是抱著一絲希望，反而過得生不如死；入獄時兒子剛上小學，出獄後兒子已大學畢業；原本休戚與共的太太不堪壓力離家結束婚姻；兄姊的身心狀況也連帶被拖累；父母為籌錢打官司，變賣家產至僅能帶著孫子委身一處簡陋的房舍；徐自強26歲入獄，步出監獄的一刻已年過40。

因為法院是以最高刑期的死刑對他判刑，如今他便以每日5000元的最高補償標準，向法院請求賠償2814萬元。

徐自強案之前，其實已有更為人知的蘇建和案賠償前例。4年前，高等法院審結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等3人冤獄賠償案，合議庭認定3人在判決無罪確定前，各遭羈押4170天，依刑事補償法規定，裁定蘇建和、劉秉郎各獲542萬1000元，莊林勳獲500萬4000元補償金。

500餘萬就是蘇案等人一場冤獄所獲得的弭補，主因依照「刑事補償法」規定，受羈押人有可歸責事由，仍須賠償，但法院可酌減補償金。當時高院認為，蘇建和等人在檢警偵訊期間曾「自白犯罪」，所以立下此500餘萬的補償標準。意即「自白犯罪」，成了蘇案等人被歸責的事由，也就是無罪歸無罪，冤獄歸冤獄，當事人的「自白犯罪」也要負擔整起冤獄的部分責任。

在長期以來寧可錯殺、不可縱放的社會氛圍下，多數人已對「冤獄」無感，遑論關心受冤者的賠償是否存有正義。警察施以刑求，迫使嫌犯做出不利於己的自白，檢方據此起訴，法官再據此判刑，在法律程序下，縱然以無罪告終，卻還要回過頭來對刑求下的自白究責，酌減其補償金，既為國庫省下一筆錢，也斷然否定了當時刑求事證的存在。對冤獄當事人而言，這樣的結果其實是冤上加冤。

徐案和蘇案的不同之一，則在徐自強從頭至尾未曾自白認罪，也就是未有讓檢方、法官自他身上出現任何「誤下判斷」的機會。以其20年人生遭逢的有形無形損失衡量，2814萬元的賠償請求，不僅是遲來的正義，也看不出能有甚麼「酌減其補償金」的因素環節。

達米恩是1993年美國南方小鎮曼菲斯鎮男童裸屍案的嫌犯之一，入獄18年後獲釋，逃過死牢，出獄後他把自己的遭遇寫成《冤獄人生》〈LIFE AFTER DEATH〉一書。他被關了18年，比蘇建和等人的11年久，也比徐自強的16年久。但書中有句話說：

「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把一個無辜的人關進牢裡多久叫『太久』，答案是一分鐘！剝奪一個無辜者的自由，連一分鐘都嫌太久。」

如果我們懂得這個道理，我們或許就會更關注冤獄賠償這件事，也能理解「無罪」不會是一場冤獄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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