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結束的世大運中，來自阿美族的郭婞淳打破女子舉重58公斤級世界紀錄、楊俊瀚奪下睽違26年的百米金牌，另外排灣族的宋青陽、布農族的江念欣、卑南族的洪萬庭等許多的原住民朋友都奪下好成績。

但與此同時，他們的族人仍在為傳統領域抗爭、他們的文化仍在流失、社會對他們不友善，轉型正義似乎遙不可期，更讓人難過的是，連我們記得他們的方式，都是如此地文化霸權，他們真正的名字總是被習慣華語的我們忽略。

今年5月《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簡稱語發法）在立院通過三讀，除了明定原住民族語言定為國家語言外，未來也可以以族語書寫公文，大眾運輸上也能聽到族語廣播，去年北市原民會主委陳秀惠因在議會使用族語回應質詢而道歉的荒謬情事將不復見。

但語發法通過後，我們距離「語言平權」還有多遠的距離？

在推廣原住民族語，甚至台、客語時，「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國家必須有統一的語言」是很常見的迷思，但事實上，在歐洲或是其他尊重多元文化的多族群國家，為了保留各族群特有的文化，多有「語區」的設計。

在瑞士，有德語、法語、義大利語與羅曼語等四個語區，跨越語區時，語言、文化甚至風土民情都會不同，彷彿來到另一個國度；在比利時，北方是荷語區，南方是法語區，東部還有一小塊德語區，瑞士僅比台灣稍大，人口只有台灣的三分之一餘，比利時比台灣還要小，但他們可以尊重不同的族群，雖然每個族群都保留了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甚至在政治上也會有所衝突，但當你問他們是什麼人時，他們都會驕傲的說瑞士人或比利時人，他們可以，台灣為什麼不行？

殘忍的現實是，在台灣，族群間並不平等，自然語言也無法平權。

去年，花蓮市公所開始在各部落入口處設置阿美族語的路標，僅僅如此，便遭到市民投訴可能會影響房價，在這片原屬於他們的土地上，到處都是「中華路」、「中正路」、「中山路」，而我們白浪竟然連族語的路標都看不慣，對原民的歧視可見一斑，事實上除了原住民語，台語、客語也多少受到華語的強勢打壓，忍受著不同的刻板印象及歧視。

因此，光是立法「保護」或「推廣」弱勢語言是不夠的，當有一強勢的「國語」存在，讓弱勢語言與強勢的「國語」在同一個語區競爭 ，最終該語區都會被強勢語言浸滿，當Tana和郭婞淳、Futing和楊俊瀚、Drangadrang和宋青陽並列時，為了習慣和方便，我們總是會選擇記憶後者。

台灣由於族群混居的情形普遍，劃定語區邊界不易，加上中華民國長期對其他族群語言的打壓，使得人民普遍認定華語才是溝通的媒介，而忽視了語言其實是基本人權、忽視多族群國家學習第二、第三種在地語言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現象，所以才導致了目前各族群的語言危機，政府除了保障語言形式上平等的法案之外，應該更積極的讓弱勢語言成為部分地區的通行語言，讓這些語言可以進入到我們的日常，而不是僅出現在教科書中成為考試的道具，能在生活中使用的語言，才是活著的語言，你的語言還活著，你的文化才會活著。

※作者為皮格子 Leather Lattice 樂團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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