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許多勞工被低薪和過勞壓得喘不過氣,收入只勉強能夠填飽肚子,下班後疲累得只想睡覺和追求小確幸,根本無力關心國家大事。(圖片取自PAKUTASO)
賴清德接任行政院長的消息傳開後,開始有一些工商大老蠢蠢欲動,希望新的內閣能夠廢止一例一休。
工商大老之所以如此建言,大概是看賴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幾次颱風假的宣布事宜讓不滿民眾咬定為「不敢得罪財團」的緣故。
姑且不談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長後,會否遂了工商大老們的意見,本文想來談一談,為何有如此多的工商大老一心想著廢止一例一休。
表面上的理由是「營運成本增加」以及「勞工其實也想加班多賺點錢」,甚至屢次三番以「不排除出走」或「暫停投資」作為要脅話術,實際上我們都知道這些理由站不住腳,因為這些工商大老並沒有出走或暫停投資。
此外,一個企業如果得靠低薪壓榨勞動力的剩餘價值才能苟活,還不如倒一倒,別卡住其他有能力的企業發展。
然而,有專家分析了歷年GDP數字與分配狀況後發現,台灣的GDP大多數時候都是正成長,唯獨分配給薪資的比重逐年下滑。
也就是說,整體來說,台灣的企業有賺錢,但願意分給勞工的部分卻減少了。或者說,勞工得用其他額外的方法來爭取,好比說加班。
為什麼台灣有許多工商大老堅持讓勞工多加班?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很深的考量,勞工越是為了生計而過勞,下班後越不可能有時間關心公共事務。美國知名學者麥可桑德爾在其著作《民主的不滿》中提到一件事情,他發現美國的勞工運動乃至公民權的重視,是從立法確定每日工作時數8小時以及保障最低薪資之後才開始的。
馬克思時代的勞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乃是家常便飯,而且因為沒有最低薪資保障,勞工們努力做得要死卻只能勉強餬口,下班後只想放鬆享樂或買醉,根本不想也無力關心國家大小事。
桑德爾語重心長地說,「成為公民是需要學習的」,勞工唯有利用下班時間學習成為公民,才能夠監督政府與資本家的作為。
遺憾的是,不只台灣,美國近年來也是,許多勞工被低薪和過勞壓得喘不過氣,收入只勉強能夠填飽肚子,下班後疲累得只想睡覺和追求小確幸,根本無力關心國家大事。
另一方面,那些不需要最低薪資保障的中高階白領,下班後則是忙著進修與自我成長,因為新自由主義鼓勵白領不要在乎誰偷走了自己的乳酪,而是要提升自己找到新乳酪的能力(有論者研究發現,某些提倡個人努力成功說的作品跟研討會都是資本家出錢出力支持出來)。
當受薪階級上班時承受高強度或長時間的工作壓力,下班後不是忙著自我進修成長就是沉溺於小確幸以解除過勞,將缺乏心力和能力關心公民權的伸張,就算關心也只能挑一兩個最切身相關的。弔詭的是,如此讓勞動力過勞的自由勞動社會,反而是最能夠奴役人心的社會。
當勞動與白領階級都無力反抗,最開心的就是國家的實質統治者(資本家集團)。 為什麼台灣一堆工商大老寧願被罵慣老闆,也不惜屢屢向政府施壓,要求廢止或修正一例一休?因為一例一休雖然不完整,但已經稍微往正常工時方向邁進,讓受薪階級得以在公餘之暇獲得喘息乃至有餘力關心公眾事務,是資本家集團最擔心的事情。因此有任何一點讓社會上的勞動力得以喘息的可能性,都得盡力摘除。
畢竟民主社會是靠投票來決定制度設計與資源分配,統治集團的人數明顯較少,若讓人數居壓倒性多數的受雇階級知道了自己的權利可以透過制度改革與資源分配來伸張,那才是對資本家集團最大的危害。
其實,低薪、過勞、約聘與非法責任制等惡化勞動環境,只是統治集團癱瘓勞工學習成為公民的其中一種手段,就學時期就揹學貸,出社會後揹車貸與房貸,也都是設計好的環節(這也是為什麼反抗體制的動能大多來自學生跟青年世代,因為還沒有被扭曲的社會壓垮自主意識)。當人忙著賺錢養活自己、滿足小確幸或幻想也能成為上流社會時,就不會想和自己一樣同為被統治者的弱勢團結起來修改制度,爭取更好的生存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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