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從幾個問題開始。

假設：

身邊有人因精神障礙（例如失智症、躁鬱症或思覺失調等），似乎無法有效管理自己財產或從事法律行為時，該不該聲請監護宣告或者輔助宣告？用什麼標準判斷有無「為或受意思表示」的能力？那麼，這個人在精神障礙期間的法律行為（例如買賣過戶不動產，辦理手機），又有無法律效力？

再來：

受精神障礙影響的人，在什麼狀況下可能受到緊急處置（例如被「護送就醫」、「適當處置」）？接受醫療鑑定？甚至是面對可能違背他基本人身自由與就醫自主意思的緊急安置、強制住院或強制社區治療？這是行政法的範圍。

最後：

疑似犯罪事件發生了，那麼嫌犯在被控犯罪的行為當下，是否有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以下簡稱精神障礙）？如果有，這樣的精神障礙是否顯著影響到他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或是否影響到他控制行為的能力（刑事責任能力）？嫌犯在接受偵訊調查時，是否因為精神障礙而影響他接受偵訊調查或提供自白的能力（受訊能力）？被告在案件審理中，是否因為精神障礙而影響到他進行審判，自我辯護與防禦的能力（就審能力）？被告被定罪後需要執行刑罰，他的精神狀態是否足以面對刑罰執行（受刑能力）？乃至於在死刑案件中，各級法院常被迫必須探究的「（無）教化可能性」問題，究竟是什麼？

以上種種問題，無論涉及民事、行政、或刑事法領域，其實都是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與實踐範圍的基本議題。

所謂的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也有稱心智科學mind science），一般是指研究人類行為與心智現象與成因的相關科學領域。在概念上則包括了心理學(psychology)，精神醫學(psychiatry)，以及腦神經認知科學(brain/neuro-cognitive science )等。因此，司法行為科學(forensic behavioral science)所指涉的其實是前述行為科學在司法實務中的應用。

既然稱司法行為科學，判斷結果也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那麼這其中司法實務工作者（也就是審檢辯）以及行為科學人員（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心理學家，腦神經或認知科學家等）對於上述各個相關議題的決策歷程（decision-making process），當然都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不只是幫法庭找答案

理論上，行為科學者負責針對行為科學問題提出專家意見（expert opinion, 在台灣稱為鑑定），法律專家依據可信有效的專家意見，再針對法律問題進行判斷。雙方各自詳細解釋其決策歷程，也就是依據哪些科學與事實證據做成自己的專業意見或判斷，供同儕與外界檢視。

這樣的分工，最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與證據法則對專家的要求（刑事訴訟法198；美國聯邦證據法702）；從法律經濟學的觀點，依據美國法律經濟學巨擘，近期退休的美國波斯納法官（Hon. Richard A. Posner）看法，可能也最符合法律經濟分析的效率原則（Posner, 1999）。

此外，有鑒於司法行為科學同時涉及行為科學與司法領域的本質，因此在個案中對於相關議題的判斷與操作手法，也必須同時受到科學法則（信效度、可再現性等）、科學倫理（例如不以科學侵害人權的不為惡原則），以及司法原則（例如正當法律程序）等的綜合拘束，絕非可以用法令未明文禁止為由，漫無邊際的恣意操作，或者拒絕接受外界的檢視。

國外對於司法行為科學的研究，行之有年；溯其源甚至可往前回推百餘年之久（例如1908年Munsterberg即有針對目擊證人可信度的司法心理學實驗與著作）。可惜在台灣，或許由於向來對科學證據、證據法則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的輕忽，我們至今欠缺對於司法行為科學領域的系統性研究。偶有與此領域相關者，不少實務上的案例，也往往偏重科學結論而輕忽信效度歷程的探究，與正當法律程序的檢視。

台灣司法行為科學的系統性研究框架建構，此其時矣。但在那之前，實務工作者恐怕必須先理解：司法行為科學不只是幫法庭找答案的科學，更是必須嚴格遵守證據法則與正當法律程序的司法一部分。

※作者為執業律師／司法行為科學研究者／台大心理博士生／律師研習所講座／NITA訴訟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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