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間公司，叫梅花公司。一次聚會，叫武漢會議。一個網路社群，叫圍觀中國。一個中國人，叫彭宇華，另一個台灣人，叫李明哲。

這間公司，那次會議，這個社群，以及那兩個人，合在一起，卻被人寫成了一篇充滿陰謀的叛亂故事。

故事是這樣被編寫的：這個中國人和那個台灣人，經常在圍觀中國社群上，發表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以及中國現行制度的言論。而且，為了達到顛覆國家政權的長程目標，他們在武漢秘密集會，會中決議成立梅花公司，公司的計畫是圍觀中國進行分群，分成圍觀華南、圍觀華北等６個分群，並以成立北歐模式的政黨為最終目標，以期在中國建立多黨政治的制度。

這個故事中的任何一項情節，如果發生在美國，稀鬆平常；如果發生在現在的台灣，也見怪不怪。這是民主國家的常態，公民社會的必然，都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沒有人會被政府抓，被政府起訴，被政府判刑。

但號稱依憲治國的中國政府，卻把這兩個人抓了，起訴了，起訴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凡涉嫌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人，最高刑期可判無期，最低３年以下。

中國共產黨發明的這項罪名，過去叫反革命罪，與國民黨早年在大陸時期的叛國罪或妨害民國罪，以及國民黨在台灣戒嚴時期刑法的言論內亂罪，名不同而實同，都是對付政治異議分子的工具。

但言論叛亂罪，美國早在19世紀就廢除了，台灣也在上個世紀90年代廢除。國民黨過去在大陸，以妨害民國罪逮捕、起訴、判刑共產黨員，或同情共產黨的民主人士，共產黨曾嚴厲抨擊為獨裁作為。

當時最著名的案子，是陳獨秀的叛國案。陳獨秀在1932年被國民黨逮捕起訴，罪名是叛國罪與妨害民國罪，罪證是陳獨秀抨擊國民黨對日本採取不抵抗主義，以及對共產黨人殺之囚之，他的叛國言論包括：「國民黨以刺刀削去人民權利，以監獄堵塞人民喉舌，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死於水旱天災者千萬，死於暴政人禍者千萬，工農勞苦大眾不如牛馬，愛國有志之士盡入囹圄，這樣的政府難道不應該推翻？」推翻政府是他的主張，也是他的罪證。

陳獨秀當時雖已非共產黨員，但共產黨聲援他推翻政府的主張。替陳獨秀義務辯護的章士釗，在辯詞中的兩個觀念，其一，公言論不可入罪，其二，政府不是國家，共產黨也同聲呼應。章士釗的辯詞雖發表於80多年前，這篇辯詞卻一直是共產中國學法律的人必讀的教材之一。

但李明哲案卻顯然是這項教材的反面與反諷。湖南岳陽法院４個多小時的直播庭訊，從頭到尾進行得秩序井然，審判長、公訴人、辯護人與被告，個個「揖讓而升，其爭也君子」，法庭不但像教堂，悔罪之聲不絕於耳；法庭也像寺廟，「官方辯護詞，和尚照念經」；法庭更像劇場舞台，演員都按劇本走過場。

「和尚照念經」與「走過場」這兩句話，都引自被譽為「中國律師良心」張思之口述回憶錄《行者思之》那本書。張思之已高齡90，他曾替王軍濤、鮑彤、魏京生與高瑜等知名政治犯辯護，但他卻自稱「政治性比較強的案子，我從來沒贏過」，對中國司法有數不盡的感慨。

他在替被以「陰謀顛覆政府，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起訴的王軍濤辯護時，辯詞長達７千多字，但其中他自認的得意之筆，是他不以「被告無罪」這樣的陳詞提出辯護，而是改以「果如是，又何罪之有？」的感性語氣，向法庭提出詰問：即使被告像你所說有這樣的犯意那樣的證據，但他也無罪可言。如果張思之是李明哲的辯護律師，在看了公訴人提出的所有呈堂證據後，大概他也會在辯護終結前，提出同樣的詰問吧。

在看完岳陽法院刻意安排在微博直播的庭訊後，任何稍有民主常識的人，應該也都會有「果如是，又何罪之有？」這樣的感慨。但感慨之外，台灣更該警覺的是：這是中國政府首次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台灣人民，意在宣示主權而非治權。而且，４、５年前的舊案，當時不辦，卻遲至今年才大張旗鼓偵審，又意所何指？這兩個案外訊息，台灣不可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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