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3日，中國教育部下轄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了《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要求國家機構「開展農村普通話宣傳推廣工作，大力提升青壯年勞動力普通話水平」；同時，還要「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教學，確保少數民族學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堅持使用普通話，正確使用規範漢字，努力提高傳統文化素養和語言文字應用綜合能力」。

2017年3月14日，同一單位又發布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其中「基本普及」的意思，是指「全國普通話普及率平均達到80%以上」，並且還鼓勵「有條件的地區，開展中華經典誦讀教師培訓」。

2017年6月，根據媒體報導，中國新疆和田地區教育局發佈指令，開始要求各級學校全面實行中文教育、完全禁止使用維吾爾語，禁止只使用維吾爾語的文字、標語和圖片，而且不允許教師接受維吾爾語訓練，學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一律禁止使用維吾爾語言。

2017年8月，美國與台灣的「中國文學專家」，針對課綱爭議，發表聯署聲明，要求以「國語文」來「「消弭中文、台文、華文的差異」。9月，「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舉辦記者會，主張「少了文言文就不再是中華民族了」。

有趣的是，人們已經忘了，2017年，正是「白話文運動」後的100年。

儘管如此，經由長期的國家強制措施，「白話文運動」，以奇特的形式，正大步邁向實現晚清以來天朝文人的夢想：「言文一致」。之所以說「奇特」，這是因為：這樣的「言文一致」，是用新的「帝國語言」來「消弭」帝國內的語言差異，是透過摧毀帝國內各個語言群體的「母語」來實現的。

中國和台灣的國家機器，繼續忙碌於鞏固「帝國形式的言文合一」；「白話文運動」提出的「言文一致」問題，卻無聲無息，悄然消失於大眾的眼界。

或許，該是正式宣告「白話文運動」壽終正寢的時候了。

或許，也只有認知到「白話文運動已經死了」，對諸如余光中或白先勇等「現代文學家」站出來支持「古文派」的弔詭場景，我們才不會有任何不必要的意外之感。

人往往要到臨終的時刻，才能真正明白自己這一生的意義或「使命」；百年來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似乎也在最後結束前，對人們揭示了它自身的真相，它的「本來面目」：「白話文運動」，乃是近代華夏文人「重建天下帝國」的「社會基礎工程」。

「帝國」，而不是「民國」，才是「白話文運動」真正的感性與知性上的「原鄉」。

帝國語言的危機

讓我們將時間倒轉，回到清帝國的晚期。這個衰圮的古典帝國，正進行著「戊戌變法」。「維新派」的文人，看著崛起中的日本，在剛開始出現的白話刊物上，藉由現代漢字大眾媒體的先驅，表達出了對「語言的問題」的關注。他們以為：日本以區區島國，居然能有雄視世界之志，是因為「用白話之效」，經由「白話」來在「平民」中普及文化和普及教育。這是「文言/白話」這個現代的語言區別誕生的「歷史現場」；這個如今大致被人遺忘的「歷史現場」，標示出了一場迄今綿延一個世紀以上的「帝國語言危機」的開端。

然而，漢字文化圈「古來的帝國語言」，並非首度遭逢「語言危機」。在春秋戰國時代，當西周的「封建性帝國秩序」處於「禮崩樂壞」的情境，當時的「文人階級」（=能夠書寫和閱讀的貴族和遊士階層），針對如何重建「新列國秩序」的問題，環繞著「名實關係」的問題，爆發出了激進意涵已被後人遺忘的語言問題大辯論。

這場大辯論，透過先秦儒家、《老子》、稷下道家學派和《莊子》等文獻，為我們記錄了第一次「帝國語言危機」的深刻痕跡。但這些印痕，相當程度已被秦漢官僚帝國的「帝國神學」刻意抹除，成為後人難以一窺全貌的殘骸碎片。

接著，到三國以降的時代，隨著「天下帝國秩序」的瓦解，隨著人們對漢帝國的帝國釋經學的反挫和「解構」，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問題意識出發，「文人階級」內部引爆了第二次的「帝國語言危機」。荀粲的論斷——「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秕」，微妙地迴響著第一次「帝國語言危機」中，《莊子》對化為教義學的「儒教」的整體批判。

最後，在「清談」形式的中古文人「沙龍」裡，在一場被歷史特意淡忘的「文藝復興」中，經由影響廣泛的「言意之辯」，第二次的「帝國語言問題」大辯論，將漢帝國的帝國釋經學不斷試圖彌合的「原初創傷」，大白於世人。直到宋王朝的理學興起，才再度將「帝國語言」上的傷口，透過挪移和收編佛教的形而上語言，遮蔽了起來。

如果我們將晚清開始的「白話文言之辯」視為第三次「帝國語言危機」，這次的「帝國語言危機」，就展現了與之前非常不同的特點。第一次，「人民與語言的關係」的問題，進入了華夏的漢字文化圈。

文言形式的帝國語言，經由「華夏/夷狄」與「文人/庶民」的雙重劃分，構建了一個核心高聳、階序明確的帝國政體。可是，當帝國淪為「列國之一」，漢字文言的神性光芒，也頓然褪色。過往的帝國文言在「文人/庶民」之間樹立的高牆，一旦在漢字中被重新標記為「文言/白話」的區別，也逐漸顯得搖搖欲墜。

「語言與人民」的問題

現在的人重新審視「白話文運動」時，可能容易由於已經習慣「現代性情境」，容易忽視了：現代的「文言/白話」的區別，總是蘊含著「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進一步說，也總是蘊含著「語言的人民性」的問題。

「文言/白話」的區別，不但凸顯了傳統「文人階級」與在帝國書寫裡沒有「身份」的「人民」之間疏遠而緊張的關係，而且還凸顯了一個從未在華夏帝國語言中被充分表述過的「語言事實」：看似統一在「儒官集團」文化中的「文人階級」，原本竟然來自說著不同「母語」的群體。

如果儒教帝國傳統的「士族（「儒官集團」）/眾庶（「老百姓」）」劃分是對社會空間進行整齊的水平切割，口說語言的差別，就宛如對「文人階級」與「眾庶」都做出了垂直切割。不再是同質一體的「文人階級」面對著而異質多樣的「眾庶」；存在著的，是種種基於語言差別而形成的「文人群體」和「眾庶群體」，以及之間種種可能的交往、關涉、和衝突。

可以說，「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從未在「漢字帝國」浮現為明確而一貫的言說主題。出現這種性質的問題，表明了：在帝國語言內部，已經曝露出了巨大的裂痕；正是基於這種帝國語言上的裂痕，「漢字帝國」開始正式遭遇了「語言現代性」的門檻。

古典的帝國文言，曾以「華夏/夷狄」的人類學區別和儒教「天命神學」，將自己穩固地安置為表徵「天下帝國秩序」的「神性語言」。這種「天下性的神性語言」，構成了當時漢字文化圈的「通行書面語言」，一種有別於拉丁文字的「世界語言」（lingua franca）。

當「語言與人民的關係」的問題唐突地闖進帝國，古老的「華夏文人階級」已然驚覺，不但天朝降格為更廣大的「列國秩序」中的一個普通成員，而且，在帝國的內部，可能還充滿著聲音語言無法相通的各種「民族」，一種無可名狀的「現代」事物。

相對於荒唐的「現代」，屬於華夏的「古代」，看來更為陰暗，卻也更顯得明亮。帝國正如夕陽般沉沒，「古代」與「現代」之間，頂多只能維持「尷尬的不和諧」，帝國的「文人階級」，不能不求助古老的帝國記憶。

梁啟超趕著在帝國欲離去前，發明「中華帝國」與「中華民族」這一對概念，為帝國舉辦前所未有的招魂儀式。帝國崩解的前一年，立憲派人士，七手八腳，透過帝國學部通過了「國語統一辦法案」，為還不存在的「中華民族」發明語言。他們模仿日本，設置「國語調查會」，負責研擬標記「國語」的「音標」。他們似乎相信，憑藉著「漢字帝國主義」，就能確實保證「國語」（一種古典帝國從不知道的事物）的統一性。

轟然一聲，「民國」來了，「帝國」倒了。「儒官集團」兩千年來對「天下帝國」的痴迷和眷愛，此刻徒留「遊園驚夢」。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

荒唐的，不是「現代」，而是試圖在「古代經典」，在「天命」早已遺失、只剩不可解的囈語的地方，要去解讀出可統治寰宇的「詩意的天意」的「儒官集團」。

舊帝國離去了，表情決絕，嚴肅沉重，轉瞬之間，灰飛煙滅。原地留下來了兩個骨灰壇，一個上面寫著「中華民族」，另一個寫著「國語」。現代的「民國知識份子」，抱起這兩個骨灰壇，毫無猶疑，向前跑了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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