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177天的幽禁，被中國當局指控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李明哲，9月11日上午在湖南省岳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公訴人宣讀起訴書，聲稱李明哲對中國政治體制有諸多抨擊，鼓吹多黨輪流執政，他還提出企畫書，書中有海外媒體聯絡等建議……。李明哲當庭認罪，庭訊在下午1時40分結束，法官當庭宣布擇期宣判，李明哲當場還押，是為台灣的911事件。

審訊之前，李的母親與妻子接獲中國的通知緊急搭機赴岳陽觀審，該法院也先行預告會以微博直播，意在向世人昭告：這是一場公開、公正、透明的審判。台灣各界也如一如預期，本國政府除了表達遺憾、不滿，實在也難以著力；各社運人權團體當然指控這不是公允的審判，但顯得勢單力薄；藍營方面則噤若寒蟬，未敢置一詞；至於媒體網路上奚落、污衊李明哲、李凈瑜夫妻的酸言酸語，幾個月已有所聞，而今更傾巢而出；而號稱白色力量代言者的柯文哲，則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所以眼見鴿子受鷹鷲霸凌也置若罔聞。

與「莫斯科大審判」高度雷同

眾人看了審判現場，咸認儘速讓李明哲返台為要，其餘一切都不重要。這確實是人情之常，但這正是極權政體亟欲傳遞的效果。同時，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中國公審李明哲的場景讓我迅即聯想到30年代的「莫斯科大審判」。那是人類史上首次透過大眾傳播，成功傳遞獨裁者意志的精心力作。爾後崇拜史達林的毛澤東仿傚之，於文革反劉鄧集團時上演。所以，今日中國的法庭直播、李明哲當庭認罪，絕非什麼創舉。

「莫斯科大審判」共有三次，分別是1936年針對季諾維也夫（Grigory Yevseevich Zinoviev）、加米涅夫（Lev Borisovich Kamenev）等16名老布爾什維克以所謂「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反蘇中心」之罪名公審；再來是1937年包括皮達可夫（Georgy Leonidovich Pyatakov）、拉狄克（Karl Radek）等17名老布爾什維克，被控與日本、德國勾結，陰謀推翻蘇政權；第三次則將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李可夫（Alexei Ivanovich Rykov）等21名老布爾什維克扣上「托洛斯基和右派集團」的大帽子予以審訊。三次大審判除了拉狄克等四人被送到古拉格勞改外，其餘立遭槍決。於是列寧在世時最得力、最具實力的老布爾什維克，經過這番整肅清洗，全數灰飛煙滅。

這三次大審完全開放給西方記者、外交使節團和獨立觀察人士觀審，且所有被告一站上被告台就悉數認罪，全沒一人喊冤，他們還一面倒的歌頌史達林英明偉大。這讓西方國家震驚不已，美國甚至懷疑被告遭施打毒針、電休克法，或腦部動過手術之類的奇想；而一些觀察員也堅信審判公平、公開。總之，史達林的這三場審判秀不但讓他稱心愉悅、徹底鏟除政敵，還大大賺了國際宣傳效果。然而，「莫斯科大審」根本是世紀大冤案，直到50多年後的戈巴契夫時代才全數平反。

史達林以被告家屬安危相脅

當年被告何以會在法庭集體屈從呢？經由近年來解禁的檔案，除了嚴刑拷打、精神虐待、打擊自尊外，史達林還以被告家屬的安危脅迫當事人，以及訴諸一切為黨犧牲的心靈迷湯來折服當事人。總之，史達林將20世紀極權國家最惡名昭彰、最匪夷所思的統治行徑，透過大眾傳媒放送到世界各處。而今中國的作法不過是依樣葫蘆，且讓李明哲照稿宣讀認罪，更淪為東施效顰。

再回到李明哲案，中國檢方所訴種種，凡經歷過台灣白色恐怖的人們，絕對會有似曾相識的疑惑。彼時什麼讀書會、批判政府的言行都是叛亂的「明證」，輕者判刑十餘年，重則就是槍決，從此成為歷史冤魂。而今師承同門的中國共產政權，指控李明哲作為是「顛覆國家政權罪」，但證據不明確、事由服不了人，另個當事人彭宇華會否是另個吳泰安（昔日咬余登發父子入罪的人物）？祇能說，中國就祇是殺李明哲當儆猴的那隻雞罷了！所以若有人讚頌中國法庭公開、直播是進步作為者，那根本是不知史、沒法治信念的應聲蟲。

值得哀憐的是，李案的國際能見度相對不高，而國內幾個月以來除了李明哲妻子李凈瑜奔走各方，以及少數人權團體相扶持外，漠然是普遍現象。撇開現行政府因為中台關係冰凍，既不可能高調行事，私下管道似又受阻之外，藍綠統獨竟有志一同採旁觀、消極立場。

統獨皆把法實證主義推到極致

就統派來說，中國既是主權國就有著實存有效的法律，外人亦須遵行不悖。李明哲的行徑就是違法犯禁，因而不值得同情；就獨派來說，台灣人祇須管好自己事情、戮力於建國大業即可，何須管中國的瓦上霜，李明哲既涉險，就得自負其責。但不論統獨雙方，無不預設了「法律就是主權者命令」的實證立場，這立論並沒有錯，但法實證主義若推到極點，就是納粹的一切作為皆有法源依據，惡法亦法的結果，又如何追究主從者的戰爭責任？

當然，也有犬儒主義者認為紐倫堡大審祇是成王敗寇的結果，沒有真正導出眾皆信服的法理來。但我必須說，一個祇相信成王敗寇、叢林法則的人種，註定永世見不著真善美為，永遠在尋主子、無法自立自尊，今之中國以及部分台灣人就深陷流沙而不自知。

李案在本地未受正視，另一原因在於李妻李凈瑜的高調、強硬、訴諸國際路線，她迥異於傳統受難者家屬以哀憐、低調的風格問世，雖然博得極大的媒體版面，但厭惡、污衊她的聲音也以同等比例湧現。平心而論，李凈瑜和支援她的人權團體大走國際路線，企圖以國際公民力量施壓中國政府，這不但無效且祇會激怒極權政體，這是對中國認識不清所釀製的錯誤路線。但另一方面，厭棄污衊李凈瑜的人士，有太多根本是性別歧視者，由於李凈瑜不受框架，他們遂群起而攻之。

台灣人成為迫害李氏夫妻幫凶

李凈瑜的角色猶似茱蒂．福斯特（Jodie Foster）在《空中危機》（Flight Plan）一片中急於尋找女兒下落的母親，全機人士都不相信她攜女兒上機，且認為她是精神錯亂的恐怖分子，直至片尾她抱著女兒走下機艙，真相方得大白。但面對殘酷現實的李凈瑜大概不會有這等福分，她今生大概得在偏執／堅信的鋼索上戰兢行進了。

不論是「尊重」中國法律，或敵視李凈瑜的大動作，一切都奠基於台灣人愈來愈強烈的恐共、媚共心理。當然，舉世的姑息主義是助長這等惡風的催化劑，如今的台灣神似30年代遭希特勒覬覦蘇台德區的的捷克，不知遠東是否也有個慕尼黑會議？李明哲既是「兩岸一家親」、台海和平的絆腳石，李凈瑜更是不知好歹的惡婦，太多台灣人在不知不覺中成了迫害李氏夫婦的幫凶。

近年來台灣有識者鑽研於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創發的「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其意旨在於提醒眾人：邪惡就藏於細節指縫間，就存於人們的日常運作中。如斯的批判視野著實必要，但台灣人在討論問題的當下常偏於一端，以致忘卻「平庸的邪惡」的增長係「根本惡」（radical evil）的肆無忌憚所致。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的目中無人、暴衝橫行，既是外有姑息主義、內有「平庸之惡」所促成。其實，姑息主義與「平庸之惡」亦是「根本惡」的產物，惜乎多數人未能理解這點。

面對「根本惡」，人們常倉皇失措、忘卻歷史教訓，誤以為不搞台獨、不妄談民主人權，退一步即海闊天空、國泰民安。而像許歷農之流，近日更公開倡言不再反共，這正是崇奉「根本惡」的寄生集團再尋寄主的逆行。也就是說，台灣今年適逢解嚴30周年，但觀之多數台灣人對李明哲案的態度，此間對於民主人權的理解極破碎、淺碟，是否會再遭逆流摧殘，誰也說不準。

也許悲觀的說，我輩倡談人權自由就像薛西弗斯推石上山，終歸是黃粱一夢。但堅信歷史理性的判斷與責任的扛起，就算石頭再度滾下山，也沒徒勞無功這回事！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