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一點的搖滾樂迷，估計都不知道曾經有「魔岩三傑」這個名頭了。最近倒是常常聽人問起：如何評價竇唯、張楚、何勇？

要理解的是，他們仨（三人）都是藝術家，之前被娛樂業包裝成魔岩三傑捆綁銷售，是他們的幸運也是不幸。幸運者，被廣大群眾接觸到他們的才華以及狂狷，讓中國對搖滾的個性有了心理准備，無論是竇唯的不合作、何勇的瘋狂還是張楚的孤絕，都是中國傳統音樂圈或娛樂圈罕見的；不幸的是，群眾更關注他們的形像和事件，而不一定是音樂。三詩人在日益反詩意的國度注定難以生存，這是求仁得仁，也是這狹隘的人群不配擁有獨立精神的例證之一。

最近，我在看高原（竇唯第二任妻子）的攝影集《把青春唱完：中國搖滾與一個文化群體的生活影像》，書裡面理所當然的有大量竇唯與何勇、張楚。無論書裡書外，1994年的紅磡演唱會那部分都是一個高潮，所有人都在那一刻發揮到極致，在那張演出前發布會的照片中，即使是最仙兒的竇唯、最嬉皮的何勇、最睿智的張楚，都帶著一副備戰的緊張勁。甚至那些在休息間裡的嬉鬧，都好像劇照一樣大有深意—這是我們回望歷史時刻的自我煽情，還是他們為我們今天回望的預演？

捕捉到這一絲脆弱的「事情起了變化」的空氣波動，是一個攝影師的最大幸運。高原除了因為個人情誼得到「在合適時間身處合適的地點」—用她的話說就是「對啊，這就是我為什麼牛，因為我在。」這不只是幸運，也是對一個藝術家的考驗，恰恰是高原的無所用心、與被拍攝對像的不分彼此使她能攝下這種隱約流動在黑白影像當中的曖昧空氣，要是她力氣大一點小一點，都會讓這些記錄失去了它們最美妙的特質：可愛。

活著的搖滾與成為歷史的搖滾最大的區別，就是後者不可愛了。

竇唯脫離黑豹，成為魔岩三傑之一，是一次自我更新；後來離魔岩三傑及主流搖滾圈越來越遠，更是徹底的自我確認。《把青春唱完》裡面有一張我最喜歡的照片：1995年，魔岩三傑去南京五台山體育場演出，竇唯背包先行走下飛機——這簡直是一個完美的隱喻。

高原是隔著機窗拍攝這張照片的，她沒有和他一起下飛機—這證明了她的攝影家自覺和敏感—機窗上還有雨水的痕跡，竇唯傾斜前行的身影、倒影和機場路面的線條構成一個倒三角形，這是一個決絕的影像構圖，隱喻著竇唯的離心力、那個時代罕見的離心力。

拍攝竇唯的照片無疑是書中最高水準，除了幾張在MV拍攝現場的充滿靈光的照片充分展示了高原的攝影實力（不只得益於對媒體充滿戒備的竇唯在她面前毫無戒心），我更喜歡高原基於女性本能、對他與友人的關系的敏感產生的一批有趣的作品，比如和謳歌的親密、向何勇借火等照片。這些照片讓我想起南.戈爾丁的《性依賴敘事曲》，而不是另一個作為搖滾大腕親友的攝影師琳達.麥卡特尼（保羅.麥卡特尼的妻子）。

歸根到底，親密、無邪是那個時代的理想青年自我定義的特質，不只在高原的照片保存著，也在高原自己身上保存著。很多照片像是電影《頤和園》或者《頭髮亂了》裡的一幕，書裡那些只為搖滾而存活的青春，有的清新脫俗得不可思議，比如眼鏡蛇樂隊的虞進和肖楠，比如剛剛出道的老狼；另一種是環境都特別髒亂，人卻都特別好看，就連和音像器材擠在一輛「面的」（90年代北京流行的小麵包車）裡的面孔樂隊也像拍《哈姆雷特》劇照。

看啊，這看的就是我們的90年代，貧窮而爆炸著，像一枚石榴。那些年，我們怎麼這麼容易快樂？—高原問的這一句話如此感人，卻讓我想起納博科夫《說吧，記憶》裡記錄的1918年他的初戀少女塔瑪拉在信裡問他的：

「下雨時我們為何感到如此快樂？」因為那同樣是暴雨剛剛過去，更大的風雨尚未轉換另一種方式來臨的時代啊。

把青春唱完，這句話其實意味著只要一天唱著、青春就跟你沒完—搖滾是什麼？這些粗糲的照片起碼說明了：搖滾就是窮快活，他們和我們，都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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