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我跟一名中國知識份子討論最近的日中關係。這位從事媒體工作多年的朋友談到日本軍國主義道路是否正在崛起時，很自然地問我「天皇退位是否為日本修憲鋪墊」。她在這裡提的「修憲」指的是首相安倍晉三領導的政府想要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的核心，即禁止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的第九條。我愣了一下，怎麼可能？在我眼裡，作為國民統合的象徵，戰後天皇始終為日本的和平主義道路起著保護作用，換句話說，是制衡軍國主義重來的。不過，這位媒體人的想法在中國社會絕不是個例，畢竟，對於共產中國來說，日本天皇在歷史上意味著殖民統治和侵略戰爭的象徵。

日本民眾關切天皇是否在生前退位。   （湯森路透）

在戰後日本，「象徵天皇」的地位的確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對於國際社會，尤其對中國，這是一個高度敏感而複雜的問題。

7月中旬，日本放送協會(NHK)等媒體報導日本天皇明仁有可能「生前退位」，雖然負責皇室事務的宮內廳一度否認此報導，但日本社會和輿論密切關注皇室的有關動態。8月8日下午，天皇明仁實際上是對之前的報導和相關輿論做出了回應。

天皇明仁通過電視向國民表達了內心的想法，講話持續了11分鐘。他一開始就說：「我也過了80歲，從體力等方面感覺到各種制約。那麼，這幾年，我也回顧並思考著作為天皇走過來的軌跡，以及今後自己的存在方式和任務」，「由於天皇的身份，我就不具體評價現行的皇室制度本身，今天，我是想站在個人的立場，圍繞伴隨社會的老齡化，天皇也高齡了以後應該有什麼樣的存在方式，表達我的所思所想」。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indicates he is ready to abdicate https://t.co/lXzdX1DhW7 via @WSJ

— Leslie (@LeslieSmith9324) 2016年8月9日

作為一名日本老百姓，我是完全理解天皇的想法和擔憂，而且，通過觀看這次講話，為天皇以82歲的年齡還天天忙於各種各樣的國事進一步感到心疼，由衷渴望天皇能夠安寧地過日子，如果生前退位是他真實的願望的話，我完全支持他這麼做。

假如真要生前退位，規範皇室制度的《皇室典範》就需要進行修改。天皇發表講話後，安倍晉三首相立即表示，「考慮到天皇的高齡和繁重的公務，政府將考慮能就此做些什麼。」接下來，安倍首相將參考學者的意見，若判斷實現天皇生前退位確實是整體民意，就會向國會立案，只有國會經審議並最後批准， 《皇室典範》才能修改。這些過程，我個人估計怎麼也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有分析甚至認為需要幾年的時間，不過，考慮到天皇明仁的高齡，安倍首相也不能拖很 久。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目前面臨修改《皇室典範》的壓力。   （湯森路透）  

縱觀當前的輿論，大部分日本老百姓贊成政府為天皇生前退位做出應有的努力和採取相應的措施。根據《朝日新聞》在天皇講話的前夕（8月6日和7日）所實施的輿論調查，84%的回答者贊成其生前退位，僅有5%的人表示反對。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和東京電視台在天皇講話後進行的調查，贊成生前退位的達到89%。因為在日本，天皇這樣直接對我們表達內心想法相當罕見，日本國民對戰後作為象徵的天皇本來就抱有一種無條件、不需解釋的尊重，這次講話更是添加了國民對天皇的親切感。

與政治家、官僚機構等公權力不同，媒體和國民在內的輿論對於天皇或皇室的報導和討論是明顯克制和慎重的；即使對天皇的做法和處境持有不同的看法，一般也不會表達批判性的態度，別說公開場合，連私下裡也謹慎討論天皇。畢竟它是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是淩駕於政府甚至國家的神聖存在。在我看來，天皇從精神和靈魂的角度，一方面是保護日本社會和平穩定和日本國民安居樂業的保護傘，另一方面就像即使在日本社會和國民身上發生意外或者嚴重的事件，也能夠給予拯救的避難所。

日本民眾關切天皇是否在生前退位。   （湯森路透）

就日本的對華政策而言，假如從首相到政府，從社會到民間，動員所有資源都無法維持並建立應有的外交關係，我們就只好把希望寄託於天皇，請天皇出面來處理對華關係了。說一句或許不該說的話，我始終認為，天皇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最後一張牌。例如，天皇看望在日本求學的中國留學生；天皇就像櫻花盛開之際參加觀櫻一樣參加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青年、文化交流等。雖然《日本國憲法》規定作為象徵的天皇是不能參與國家政治的，但他也可以通過非政治方式對日中關係的現狀與展望間接表達自己的態度和願望。我想，天皇的一次言行甚至有可能比一次所謂日中首腦會談更有影響力和滲透力。

自從冷戰體系瓦解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天皇視為對日戰略和政策中特別重要的一個因素，尤其把他視為中國與日本之間建立並維護和平關係的無可替代的使者。以下舉出三個例子。

首先，明仁繼承皇位（1989年）不久的1992年，他對中國進行了訪問，那時，天皇在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日本與中國從古代以來持續開展和平的交流，在近代上經歷了不幸的歷史。戰後，日本本著過去的經驗下決心作為和平國家活下去，努力構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對於天安門事件發生不久，面臨如何克服來自國際社會的質疑和制裁、走出孤立狀態的中國當局來說，日本天皇明仁的訪華客觀上起到了積極、正面的作用，雖然中方恐怕主觀上不承認這一點。當時擔任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在當地接待天皇視察的蓮見義博在非營利機構《亞洲資訊理論壇》官網上撰文回憶：「當時的中國一方面圍繞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深受國際上的孤立感，另一方面在鄧小平的大號令下進一步加速改革開放路線。於是，我推測，中國試圖通過重視與日本的關係，恢復在國際社會相應的立場，因此決定邀請日本天皇訪華。」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to end his reign in coming years: Local media pic.twitter.com/g3MiNstD2q

— People's Daily,China (@PDChina) 2016年7月13日

其次，2009年1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日本，「破格」會見了天皇明仁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中方當時申請會見天皇的時間不符合日本主管皇室事務的宮內廳所規定的『一個月規則』，即希望會見時間的一個月之前要提出申請）。畢竟，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也作為國家副主席訪問並會見過天皇明仁，因此，可想而知習近平也希望能夠在訪日期間會見天皇。在日本政界和輿論內飽受爭議的情況下，天皇明仁最終還是見了習近平，我相信，後者感激前者是不言而喻的。與天皇明仁的會見中，習近平表示，「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際，天皇和皇后陛下首次訪問中國，給中國人民留下美好印象，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寫下重要一頁。」

再次，2015年8月，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天皇明仁在終戰紀念日的講話中首次提到「對先前戰爭的深刻反省」，新華社對此也進行了正面的報導。當時日本的分析人士認為，天皇的這一舉措對於趁戰後70周年發表的「安倍談話」起到了制約作用，即考慮到天皇都那樣評價當年的戰爭，安倍首相不得不在自己的談話中表示得慎重一些、低調一些、謙遜一些（可參照我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的文章，《「安倍談話」踩踏習近平的底線了嗎？》）。

Japanese Emperor #Akihito reportedly intends to abdicate in coming years (AFP pic) https://t.co/8oDZtESXyE pic.twitter.com/hMhBwAIq2y

— China Xinhua News (@XHNews) 2016年7月13日

在天皇明仁上周長達11分鐘的講話中，他7次提及「象徵」兩個字。天皇除了暗示自己生前退位的願望，還明示了天皇作為象徵，即日本堅持維護「象徵天皇制」的重要性，甚至其不可逆轉性。而曾遭遇日本侵略的中國對此格外關注是不難想像的。新華社在評價天皇談話的文章中寫道：「明仁天皇此次明確指出自己根據現行憲法只是『象徵』，強調天皇並無『國家政治』功能。這一表態在政治上『無懈可擊』，但又堵死了右翼和保守勢力未來利用天皇制復活國家神道教和舊日本意識形態的可能性。」這段話表明，中方是把日本天皇並無國家政治功能而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的存在方式與日本右翼的深遠謀慮聯繫在一起考慮的，並把象徵天皇制視為日本繼續走和平主義道路，而非重回軍國主義道路的一個保障。

我贊同中方把戰後象徵天皇制與和平道路聯繫在一起審視日本走向的思維方式。眾所周知，「二戰」之前的日本天皇是具有統帥權的，當年的軍部則利用甚至忽悠天皇，濫用其統帥權，日本最終陷入了對外發動戰爭、侵略他國的處境。那麼，無論如何，當年的天皇與軍國主義是離不開的，前者甚至是後者的象徵。而戰後的日本在憲法層面明確規定天皇為象徵，《日本國憲法》第一條是這樣寫的：「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以及日本國民統合的象徵。這一地位則基於主權歸屬的日本國民的綜合民意。」從第一條到第八條均與天皇的地位有關，第九條才是和平憲法的核心，即永久放棄發動戰爭，禁止用武力解決國際紛爭。

那麼，據我解讀，中國是希望日本貫徹和平主義道路的，在此過程中，自己可信賴、可依賴的象徵天皇能夠為此發揮積極的作用。比如說，今年4月日本熊本縣發生強烈地震時，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向日本天皇明仁致電表示了慰問，兩天後，李克強總理向安倍晉三首相致電表示了慰問。我個人從此細節也大概判斷，中共高層自從1989年以來是始終把天皇明仁視為對日交往中最高貴的對象的。

正因為如此，中共本屆政權緊密關注有關天皇明仁會否生前退位的動態和討論，「象徵天皇制」這構成戰後日本的核心體制將何去何從，以及日本的政治家，尤其中方特別警惕的安倍晉三首相如何回應天皇的態度。因為，這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對日戰略和政策。

如前所述，既然生前退位需要《皇室典範》的修改，以及前期的國民討論和國會批准，就不可能很快成為現實。展望安倍政權接下來的政治議程，考慮到安倍首相的任期到2018年為止，他在剩下大約兩年的時間內將做什麼，又不做什麼，極為關鍵。由自民黨和公民黨聯合執政的執政黨在上個月的參議院選舉上取得大勝，「修憲勢力」實際上超過了國會三分之二—這是修改憲法所需要的席位。那麼，修憲無疑是安倍晉三作為首相最後的奮鬥，雖然他也會在公共場合繼續強調推進「安倍經濟學」這一容易獲得市場和輿論支持的政策。不過，天皇明仁都公開發表講話，明確暗示生前退位的此刻，安倍首相不可能忽略天皇的態度，而不得不把相當程度的政治資源投放在有關皇室制度的討論。

那麼，從回答在本文開頭中國媒體人提出的問題的角度，若讓我回答生前退位的討論與修改憲法的可能性之間的關係，我會這麼說：前者有可能耽誤後者。這顯然是符合堅決反對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的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另外，即使天皇真的生前退位，由皇太子繼承，我相信，皇室將繼續追求與中國和平友好的關係。

附註：加藤嘉一(Kato Yoshikazu)是「80後」（1980年以後出生）的日本作家，曾在中國學習、生活近十年，著有《中國的邏輯》、《愛國賊》、《日本鏡子》等，現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三國+1」是加藤嘉一在《紐約時報》中文網的專欄，記錄他對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及其互動的觀察與思考。

By Kato Yoshikazu ©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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