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香港是一個幾乎樣樣都讓臺灣人羨慕的文明進步社會。不僅僅因為香港做為國際大都會而擁有琳琅滿目的商品、與世界接軌的服務與設施，更因為香港的高效率、嚴明的法治制度、受到充分保障的言論與新聞自由。然而，當下的香港幾乎已經不再有讓臺灣人稱羨的話題，究竟為什麼？

其實，香港社會與北京當局的關係，並非先天性地一直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雖然經過了八○年代對「九七」的恐慌，經歷了「六四」、「回歸」、SARS的動盪，香港人依然積極面對，仍然盡力對「一國兩制」保持信心，也對「中國崛起」帶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及國際地位的提升給予正面評價。正因如此，香港人的「中國人」意識在二○○八年上升到歷史新高(參考港大「民意計畫」歷年的調查)。

北京管治香港態度的改變

基於統治大陸的經驗與對權力執著的迷思使然，中國愈崛起，愈傾向在政治上加強對香港的控制。二○○三年欲制訂「二十三條」和二○一三年欲引進「國民教育科」，都是此一思維之下的舉措。然而，「自由」是香港人最不能妥協的核心價值，因此引發了「九七回歸」後香港社會與北京當局之間多次的激烈衝突。

重點是，在胡錦濤時期，對「香港問題」的處理還能展現相當彈性與柔軟度，因此二○○五年的果斷「換董」和二○○七年承諾「十年後香港可以普選」，相當程度安撫了香港人的情緒。然而「胡下習上」，不僅進一步加大力度強化對大陸境內言論與思想的控制，應對「香港問題」時也不再展示過去的綏靖姿態。

二○一三年香港發生「反國教運動」後，中南海對「權力備受挑戰」的危機感日深，因此當二○一四年「普選」議題一進入程序，北京當局就迫不及待地決定堵上大門，同年六月發表罕見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完整名稱為《「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就是擺明車馬的態度。要不是前朝已經答應「普選」，否則這場「假普選」戲碼恐怕也省得排練。

儘管是「假普選」，儘管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竭盡全力上演「二○一七一定要得」這齣戲，據消息靈通人士稱，在香港立法會針對特區政府根據《決定》制訂的「假普選」方案表決以前，北京高層對於這個「假普選」方案，仍然存有究竟是「希望通過」還是「不希望通過」兩種觀點，結果是「不希望通過」成為最終意志。在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北京當局的「權力至上思維」如何表現得淋漓盡致，不言而喻。

我在「假普選」方案被民主派議員否決掉後，曾發表一篇題為〈政改方案否決後如何收拾殘局？〉的文章(《明報》，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指出北京當局在「普選」死局後處理「香港問題」的三個選擇：

一、當作什麼都沒發生，「八三一決定」原封不動，梁振英繼續當特首；
二、換掉梁振英，雖然治標不治本，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撫平一部分香港市民的不滿；
三、 對症下藥，盡早重啟政改，同時修正「八三一決定」，盡快讓普選問題軟著陸，讓已經嚴重撕裂的香港社會恢復和諧。

結果，正如我所預測，北京選擇「當作什麼都沒發生」，印證了中南海告別「綏靖政策」的決心。在此思維下，即便梁振英沒有連任而換成林鄭月娥，特區政府在「後政改」時期「集中精力改善民生」，但任何一個有基本IQ的人都知道：香港社會與繼續由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及北京當局之間存在的深層矛盾，不會因此消除。

香港社會的本土化與激進化

事實上，二○一四年之後的香港不僅無法恢復「政改前」的狀態，當嘗試過所有和平抗議與民主訴求，都得不到掌權者一丁點善意回應後，部分不滿的情緒將訴求與抗爭手段帶向了原本香港主流社會並不期待的激進方向。

因此，當二○一五年「旺角騷亂」發生時，我並不驚訝，並擔憂如此的激進行動(政府定性為「暴亂」)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幕。誠然，「激進本土派」傾向街頭抗爭的手法並不為當下香港主流社會所認同，不過，從這次騷亂即使半夜仍能動員數百位支持者上街，已足以窺視「激進本土派」的氣勢已經發展到不容小覷的規模。

除了抗爭手段的激進化，年輕世代的訴求與思維也不再只停留在效果不彰的「爭民主」範疇，對過去被視為禁忌的主張不再低調和克制。「雨傘運動」時期，領導抗爭的學聯提出「命運自主」及「和平非暴力」的理念，此一思維在學生之間很快就發生了令人側目的變化。

當選二○一六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的孫曉嵐就直言支持「港獨」，認為「香港脫離中國、成為獨立國家」，在將來不排除有此可能，並主張「大家可繼續思考、討論，不應該自我設限」。同年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不僅舉辦公投，通過廢除特首任校監制，也選出了高舉「本土」旗號的「星火」新內閣。該年的會長周豎峰同樣直言本土化是學界大趨勢，並聲稱不排除採用勇武的抗爭路線。香港數所大學學生會的本土化趨勢迄今仍然持續。

香港社會尤其是年輕世代日趨明顯的本土化與激進化，印證了「後政改」時期特區政府掩耳盜鈴政策的失敗，也揭示了不僅臺灣，「雨傘運動」結束後的香港社會發展方向，同樣不因北京當局的意志而轉移。

此外，二○一六年周豎峰率領的中文大學學生會「星火」內閣在校內選舉期間打出的標語是「完成本土革新的最後一里路」，其中的「完成最後一里路」，正是源自臺灣總統蔡英文在大選前奮鬥的目標。自從二○一三年以來，從香港的「反國教運動」到臺灣的「太陽花學運」，再到香港的「雨傘運動」，港臺兩地的社會運動相互影響，尤其是年輕世代的抗爭行動。儘管臺港兩地公民運動之間的合作相當有限，而所謂的「『臺獨』與『港獨』結合」更是虛多於實，卻是北京當局最忌憚的事態發展。二○一七年臺灣政黨時代力量在立法院組成「臺港連線」，並邀請香港本土派議員和本土政黨人士訪臺出席研討會一事，對於北京當局的敏感神經是何等刺激，可想而知。

無論是所謂的「香港問題」，還是「臺灣問題」，其根源實際上仍然是「中國問題」。解鈴還需繫鈴人，北京當局能否真正開竅，擺脫權力至上思維的桎梏，換上民主開放的新思維，無疑是解開所有癥結的關鍵所在。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側重中日關係、琉球研究、釣魚臺問題研究、兩岸三地關係等。已出版專著《「邊陲東亞」之認同政治：沖繩、臺灣、香港》、《二十一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及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包括〈中國崛起症候群〉；〈哈日、親日、戀日：「邊陲東亞」的「日本情結」〉；〈「中國崛起」對臺灣社會國家認同之影響〉；〈試論蔣經國之「本土化政策」（1972-1991）〉；〈戰後臺灣文化之建構：從「新中國文化」轉向「新臺灣文化」之政治脈絡〉；〈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徵〉；〈香港國籍與護照的多重性：兼論港人身份認同的流動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