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香港社會自我認同為中國人在二○○八年北京奧運時達到歷史新高，卻在經歷二○一四年普選死局和雨傘運動之後，迎向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

為何北京扼殺香港普選，反而催生香港年輕世代本土主義的興起？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美國康乃爾大學榮譽退休教授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突然離世，再度引發全球學術界對他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如何對人類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討論。這本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書，將現代民族主義的出現，解釋成人們透過想像的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在區域內廣泛傳播而帶來的社會共通性，與政治共同體的概念連接，因而引發的效應。

時光倒回一九五六年，劍橋古老的街道上，一群上流階級的英國學生攻擊一個正在演說批評英法等國入侵蘇黎士運河的印度人，安德森前往勸架，反而遭毆打。後來，這群勝利者英國學生列隊高唱英國國歌〈天祐女王〉……這起事件成為安德森的思想啟蒙及後來批判帝國主義、同情殖民地，並促使他追尋民族主義起源的重要契機。

《想像的共同體》提供了現代人理解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的新視角，顛覆了過往世人對民族主義本質的認知。這本書也成了我學生時代必讀的教科書。二○○○年，我以一篇〈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徵〉論文，探討香港本土意識的起源，並首次提出「香港共同體」的新概念。

二○一五年之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區隔的範疇，並未達到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沒出現港獨的社會訴求。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占相當比例的香港人對新統治者中共的不信任，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後，尤其是一九九七年後，香港與大陸兩地民眾因交流劇增所產生的摩擦，使香港本土認同及內在的政治元素得以長期存在並伺機發展，也自然成為回歸後中港兩地國民整合的主要障礙。我將當時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定位為「準民族主義」。

之後八年，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並未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香港社會自我認同為中國人，反而在二○○八年達到歷史新高。弔詭的是，經歷了二○一四年的普選死局及「雨傘運動」的歷史性挫折之後，香港迎來了年輕世代呼喚本土主義的新時代，我的「香港共同體」概念也重新獲得新的論述空間。

方興未艾的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包含兩大值得探討的問題：一、如何解釋這波新現象的出現，有何特徵？二、該現象的歷史脈絡為何？

關於香港新本土主義現象的出現，我曾提出疑似臺灣「天然獨」的概念來分析。本文則嘗試回到歷史現場，重新分析「香港共同體」的建構過程。

從英國殖民地說起

要構築一個新的共同體，必須靠硬體與軟體的相互配合才有可能。硬體強調確立地理範圍、提供形成統一市場的基礎建設、設立管理居民的政府架構、規劃居民住所等；軟體除了政經、法律、教育與福利制度，更著重於文化要素，以賦予連繫共同體內各成員之間的精神。

一八四二年，中英簽署《南京條約》，鴉片戰爭正式結束，香港迎來開埠的新紀元。此後一百五十多年，香港脫離中國，成為英國殖民地，並在英國獨特的自由放任治港理念，以及透過與本土菁英合作的柔性統治模式下，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上有別於中國大陸，這是「香港共同體」的雛形。

不過，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香港共同體」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才使「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

今日香港特區的地理範圍，幾乎完全承襲了英國時期在香港的統治範圍。包括一八四二年根據《南京條約》割讓的香港島，以及一八六○年根據《北京條約》割讓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和一八九八年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進一步租借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區。

一九四九年以前，英國殖民政府除了進行基礎建設，實施有效的管理，並未強行實施對英國效忠的認同政策，加上虛化的出入境管理與人口高度流動化，使香港難以形成對外具排他性、對內具凝聚力的本土共同體意識。當時香港與中國的邊境口岸大致上是開放的，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並沒有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直到一九五○年，為了防止大量的難民從中國湧入，港英政府才開始制定並實施嚴密的出入境管理制度。

一九五○年隨著新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對中國實施戰略性物資禁運，美國也禁止輸入中國產品。以中轉中國產品為經濟支柱的香港必須尋求新的經濟出路。恰巧因新中國的成立，資金由上海等地隨著一批資本家的南來而湧入香港，主導了一九五○年代之後香港的工業化。

出入境管理的嚴密化切斷了香港與中國高頻率的交流，同時提供了香港建立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條件。而隨著人口的穩定化，尤其是到了一九六六年，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超越移民人口，香港社會的本土化條件始告成熟。

「香港是我家」觀念的普遍化

然而，本土統一經濟市場的建立，以及本土社會條件的逐漸成形，還不足以確立一個具有文化靈魂、能凝聚香港住民歸屬意識的共同體。「香港共同體」的形塑，還需要軟體的支撐，即香港文化的創造。

香港的傳統文化是以廣東文化為主體。一九五○年代以前，以粵劇為代表的民間文化活動與廣州及周邊地區交流頻繁，形成某種程度的「省港文化網絡」。然而，新中國建立後，兩地的文化交流中斷，中國大陸開始興起了社會主義新文化，排斥傳統藝文活動，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革十年更走向極端。

就在此時，香港無線電視臺開播，掀開了創建香港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尤其以李小龍為主的香港功夫電影熱潮，及以許冠傑為鼻祖的粵語流行歌曲創作熱潮，最具象徵性。香港在一九四九年後，尤其在一九六○年代至一九七○年代，形成了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生活文化形態。

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發生對抗香港政府的「六七暴動」。「六七」之後，港英政府積極推動一系列新政策，包括擴大市民參與政府行政工作的空間，以穩定香港社會。這些政策促使一九七○年代的香港居民開始普遍產生「香港是我家」的意識。香港人的新身份認同開始在香港社會萌芽。

*本文摘自《誰是中國人：透視臺灣人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時報出版。

【作者簡介】

林泉忠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歷任日本國立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准教授、日本國立東京大學兼任准教授、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富爾布賴特學者、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為東亞國際關係，側重中日關係、琉球研究、釣魚臺問題研究、兩岸三地關係等。已出版專著《「邊陲東亞」之認同政治：沖繩、臺灣、香港》、《二十一世紀視野下的琉球研究》及學術論文三十餘篇，包括〈中國崛起症候群〉；〈哈日、親日、戀日：「邊陲東亞」的「日本情結」〉；〈「中國崛起」對臺灣社會國家認同之影響〉；〈試論蔣經國之「本土化政策」（1972-1991）〉；〈戰後臺灣文化之建構：從「新中國文化」轉向「新臺灣文化」之政治脈絡〉；〈何謂「香港人」？從戰後「香港共同體」之成立看新生身份認同之特徵〉；〈香港國籍與護照的多重性：兼論港人身份認同的流動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