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只是換屆而不是換代，如果依照十四大以來建立或累積成文或不成文的慣例，十九大只是『確認』習近平之後的接任人選，政治權力的繼承爭議應該相對小。但十九大反而是中共九大以來，黨的權力結構換血頻率最高的一次，加上黨權力核心結構改變傳聞不斷，對十九的變化產生很多想像空間。

如果十九大是以習近平能否在二十大繼續掌權或具有高度影響力為思考佈局，那十九大就必須要有一些改變，權力決策機構的改變，如恢復黨主席制，在條件限制上鬆綁，需要有人先打破七上八下的慣例，十九大需要『不立儲』把接班問題延遲至二十大決定。

但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完全掌權為止，都無法擺脫，權力接班的鬥爭，無法透過接班制度建立，讓接班能穩定過度？但從中共歷史中，透過制度變革，取得權力或改變權力，成為中共不變的定律。中國共產黨建黨近百年，而黨中央的決策模式，變動的時間比穩定時間久，變動是常態。

中共權力核心機制的轉變

中共近百年以來，權力核心不外乎在『主席制』、『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委員』、『書記處』四個機構流動，例如1969年中共九大，廢除書記處，中共中央領導只剩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會二級，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廢除黨主席制度，恢復書記處，中共中央回到三級領導。習近平十九大提出修改黨章，也不外乎在以上幾個機構的權力改變進行的變革而已。

毛澤東的關鍵是1935年遵義會議，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肯定毛澤東對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毛澤東進入政治局，並取得中央軍委委會主導權，但總書記還是張聞天，毛澤東為了取得黨的權力，改組中央書記處，取消總書記，由書記處集體領導毛澤東與張聞天就平起平坐，由總書記變成書記的張聞天權力也逐漸被架空，毛澤東才逐漸在黨內定於一尊。

1976年九月毛澤東辭世之後，出現短暫集體領導，由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集體決策。隔年八月召開十一大，華國鋒在派系平衡下，且在葉劍英、李先念的堅持下，最後華國鋒被迫讓步，讓鄧小平進入政治局常委。從此政治局常委協商機制出現元老派（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三比二（華國鋒、汪東興）權力出現傾斜，十一屆三中全會新增加陳雲入政治局常委，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派取得多數，華國鋒的下台提前進入倒數。

果然鄧小平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短短二十五天，操作政治局連續召開九次擴大會議，華國鋒在十一大六中全會『被』正式辭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但即刻起就由胡耀邦暫代。六中全會原本要推舉鄧小平為主席，但不被鄧所接受，最後改由胡耀邦接任黨主席，胡耀邦成為中共史上第一位黨主席兼任總書記。副主席由葉劍英、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四位出任。此時中共最高決策並非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會，而是由四位副主席所組成的『副主席們』決策。

打破七上八下潛規則

如果為了習近平在二十大（2022年）能繼續掌權為前提，要打破就是七上八下，畢竟二十大時習近平已經69歲。從十二大到十八大，相對以往，已經逐漸制度化，如會議的定期化，但還是有一些變動，如政治局人數多寡差異，但也維持在25人上下（17-28人），政治局常委十二大六位、十三大五位、十四十五大七位、十六大十七大九位，十八大有七位。這些小變動的背後更涉及權力的鬥爭，如江澤民提出『七十歲畫線』是為逼迫喬石下台，如『七上八下』是為趕走李瑞環設計的潛規則。

所有媒體報導都以王岐山是否續留成為打破七上八下的指標，雖然各方看法分歧，但卻有一個『共識』就是如果王岐山留用，但一定不是在『中紀委』職務上。可見王岐山的續留不是『繼續』用來打貪反腐，而是要打破七上八下的潛規則，讓在二十大習近平就順理成章有例可循。

就政治操作而言，如果用王岐山打破規則，應該阻力最大，畢竟王岐山代表習近平扮演黑臉，在打貪反腐上得罪太多利益者。讓七上八下制度加上『特定人』演變成為複雜的因素。在十八屆政治局常委除了習近平與李克強以外，其他五人任何人續留都符合打破七上八下的人，如果獨留王岐山續任常委爭議恐怕過大。其餘在政治委員當中只剩下孟建柱一人，假設用孟建柱打破七上八下，升任政治局常委，相對阻力最小，只看習近平敢不敢用而已。

隔代指定接班問題

中共其實不存在有指定隔代接班的議題，中共史上指定接班都出現問題，更何況指定隔代接班，充滿變數。正確說法應該是鄧小平等元老指定連續二代接班，指定江澤民接班以外，也讓胡錦濤在十四大就入常準備接班。而十七大之前胡錦濤的接班人均以李克強為主要人選，外傳十七大是經過中央委員與特邀人士進行不公開投票，讓習近平脫穎而出，逆轉李克強接班。如果是隔代指定接班習近平應該在十六大時入常。原先被認定二十大接班人選，胡春華與孫政才，如今孫政才意外落馬，如今十九大『如果』胡春華入常且接下書記處書記、軍委會副主席、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等職務等職位依然接班有望。但如果習近平在二十大依舊掌權，胡春華恐怕入常也不會接『接班人』職位。

當年鄧小平或許要建立隔代指定接班，一定程度達到制約現任者的權力，但也逐漸形成政治上選邊站，拉幫結派的新形勢。鄧小平想採取集體領導，最後流於政治分贓，各管一塊的獨立王國。習近平想改善事『分工』，畢竟集體領導是中共思想的一部份，所以習近平會突出強調『看齊意識』，讓權力集中扮演『班長』角色。

中共陷入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循環與制約，當一個人的權力過度集中之後，就想跳脫制度的制約與管制，因人設施以權力鬥爭為核心的制度變動，任何的變動制度，背後都會被套上權某鬥爭的思路。

毛澤東是一個不喜歡制度者，甚至是一個極度厭惡制度者，而制度只是毛取得權力的方式，所以在毛時期，會議也非定期召開，甚至文化大革命時期，更是制度的嚴重破壞。鄧小平深受其害，所以鄧小平極力想在建立制度化，但本身卻不想受到制度的限制，所以鄧小平是正式職位最少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在文革期間提出『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不破不立、先破先立，是毛澤東思想，破是建設必要的條件，破等於立。十九大習近平的破就是為二十大的立。留下太多老人擋住新人延遲上來，很大問題是習近平的團隊新血輪太少，習近平可以爭取五年，但五年能否補上？恐怕是這次十九大觀察的指標。

※作者為台灣世代智庫執行長／台灣自由選舉觀察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