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在十九大是否繼續生效？王岐山會榮退？抑或留任並高昇？由於這個問題涉及習近平的人事布局，並反映出習的權力是否得到集中與鞏固，因而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

王岐山會留任的五個角度

認為王會留任的觀點，不外從以下幾個角度分析：首先，在十九大即將召開之際，王先後會見了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前白宮首席策略長班農(Steve Bannon)，以及柬埔塞副首相梅森安。這種公開且高調的舉動，實在不像甘於退隱的表現。

第二，2022年中共二十大時，習近平已經69歲，超過「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定。如果習到時不想退休，勢必要修改「七上八下」的潛規則。而與其在二十大時再行闖關，不如在十九大時以王留任成功與否先行試探。如果成功既可預先為自己鋪路，又可保留強而有力的盟友。

第三、王岐山帶領的中紀委，在過去五年反貪腐上發揮了鉅大的作用，幫習近平清除政敵並空出位置，讓「習家軍」快速上位，有利於習的人事布局與掌握權力。從論功行賞而言，王的留任似乎無可置疑。

第四、對王岐山遭郭文貴海外爆料攻擊，習表示「不惜代價保護陷入風口浪尖的高層領導」，充份顯示王是習的左臂右膀。而十八大開始，王在《人民日報》上陸續發表六篇文章，也可見習對王的倚重與禮遇。

第五、郭文貴開始爆料攻擊後，王一度銷聲匿跡，甚至在中共傳統中極為重要的「喪禮政治學」中屢次缺席。然而在眾方謠傳下，王隨即出席原中顧委安志文喪禮，並參加其岳父姚依林百歲誕辰座談會，一改外界對其失勢的猜測。

但事情卻可以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首先，把會見外國領導人當成是連任的保證，恐怕是因為不了解中共傳統而產生的誤解。因為從長期武裝鬥爭的經驗中，中共深切體認保密是黨得以生存而不被消滅的關鍵，所以退休後的領導人極少能公開露面，更不可能會見外國領袖。因為如果領導人退休後還能拋頭露面，甚至會見外國領袖，就無法免除機密外洩的可能。而且退休後的領導人仍是中共黨員，還會繼續收到與任職期間同等級別的內部文件，可能洩密的範圍就不止於任職期間的經歷，還會擴延到當下與未來的決策，對黨帶來莫大的危害。因此領導人退休後仍有衛士隨侍，除照料生活起居外，也不無保密方面的考量。

與外國領導人會面應反向思考

所以對王近來與外國領袖的高調會面，也許應該反向思考與解讀。它代表的反而是王應該會在十九大退休，而這幾次高調會面則是對王退休後鮮少能公開露面，與無法會見外國領袖的補償。更何況，王過去五年的中紀委工作如果公諸於世，除了會暴露中共的貪腐已到無法想像的程度之外，更可能將中共內部藉權力鬥爭而進行的路線之爭徹底公開，不只可能造成黨內鬥爭白熱化，更可能使西方「和平演變」勢力有可乘之機，進而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因此王雖只具黨職身份，卻可逾越中共「對等」的外交傳統，而會見外國政府的領袖(如七常委中另一位只有黨職的劉雲山，他出訪北朝鮮時就只是「黨對黨」)。允許這種特例，應該離不開噤聲的暗示與知所進退的提點。

而且與外國領袖的會面還有著更多意涵。因為中國長期以來雖帶著民族主義的傷痕，但內部卻因充斥著各種利害糾葛，而難以對政治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因此出現奇特的現象，就是既以中國獨特性的名義來排斥西方價值標準，卻又以得到西方的認可與贊同為榮，例如江澤民的傳記就特別挑外國人來寫。而2015年時王岐山就曾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會面，但作為中共中紀委書記的王，為什麼要見並無一官半職的政治學者福山？

福山的成名作是《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他援引柯傑夫(Alexander Kojève)的黑格爾主義詮釋歷史，主張人類社會與政治在幾經變動後，必然會達到自由民主的終點；但後來他的〈何謂治理？〉( “What is Governance?” )卻認為民主不一定帶來善治(good governance)，而《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中更主張在法治與民主之外，國家治理能力的不可或缺。所以王與福山見面，其實是弔詭地引用福山「民主」與「善治」不必然等同，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而為中共異於西方的治理方式提出合法性的依據(習近平後來也與福山會面)。因為，當福山提出「法治」(rule of law)的客觀獨立性時，王堅決主張司法必須由黨控制，更提出醫生給自己開刀的例子，以合理化中紀委的黨內自我監督機制。

而李顯龍要求與王見面，不無試探王是否留任之意；王雖感意外，但在請示後得到同意。不過，這場會面的意義與原先設想不同，卻再次驗證王與福山會面的重點。因為新加坡代表的正是福山所強調的國家治理能力，而且它並沒有完整的民主與法治。而這種方向可能正是中共想要的，特別是與臺灣民主後的眾聲喧嘩相比之下，深信「不能亂」的中共必然會朝同屬華人卻專制的新加坡傾斜。而中共過去五年的反腐、管制言論，不也與新加坡如出一轍？

三場會面對象的共同點

而媒體報導，會見班農是王岐山提出的要求。二人的共同點是，都是各自政權舉足輕重的代表人物。班農提倡經濟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而成為川普政權的kingmaker；王岐山則是在習近平上台後，力行反貪而使習權力得以鞏固。雖然雙方均不具官方身份，但要見班農如此具有爭議性與指標性的人物，恐怕還是必須得到習的同意。而會面時間在川普訪華之前，或許可看成是雙方正式過招前的試探性出手與摸底，藉以了解彼此的意圖與底限，而為11月的川習會預做準備。

這三場會面對象的共同點是都不堅持民主：福山提出善治，李顯龍則是開明專制，班農則對傳統民主嗤之以鼻。他們的立場雖未必與中共等同，但卻都偏離民主。王與這三者見面，除了反映堅信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更是為應付異於西方政治建制傳統的強大對手。當然，後者未必能夠達成，但前者卻是唾手可得的，而且王還能得到開明開放、憂國憂民的形像。

想留下開明形象，加上退休後鮮少能公開露面，更無法會見外國領袖，就可以合理推導出「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結論。換言之，王岐山要的是「名」，這和他讀歷史出身的背景若合符節。畢竟，再多的「利益」與「權力」在身後都會消逝，但「名聲」卻可以使人不朽。而且在中共傳統中，人死後還分三六九等，就算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也得按不同級別來區分墓地與骨灰位置；更在訃告中對已故領導人做出不同程度的評價，例如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相較，前者更為崇高（單只就這個角度看，中共還真繼承了《春秋》以文字褒貶來區別善惡的作法，也難怪馬克思主義可以「『被』中國化」。）

「酷吏」多半不得善終

這或許就是王岐山願意擔任中紀委書記的原因。中紀委雖然在體制上早就存在，但從未如此雷厲風行，也從未上昇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習近平則是由於家學淵源，才知道中紀委可發揮的潛能與效力，因此更必須交給信得過又能服眾的人。王與習早年均為下鄉知青，同為紅二代，從政經歷亦甚為豐富。在素有交情與背景相同下，習才任命王為中紀委書記。

但對歷史稍有涉獵者，應該都知道「酷吏」多半不得善終，而王岐山學的是歷史，更不可能不了解這點。而且，如果反腐不成功，王就得面對習的究責；但如果反腐成功，王除了得承受「酷吏」的名號，還得面對「功高震主」的壓力。因此王接下這個位置，除了堅信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還應有為個人留下清譽與令名的期待。因此五年反腐後，王自可急流勇退，何必在風口浪尖上繼續留任？

至於如果是為2022年習近平二十大連任鋪路，而在十九大上拿王岐山來投石問路。那麼，其他四名也超過六十七歲的常委為什麼不能繼續連任？果真如此，習的人馬勢必無法快速上位，人事布局無法形成，權力自然無法鞏固。而且二十大還在五年之後，未來的問題可以等未來再處理；但眼下的問題如果處置不當，不只不必談二十大，連十九大都岌岌可危。對政治而言，理想雖然是長遠的計劃，但現實世界卻是瞬息萬變，且戰且走則是不得不然的選擇。

「位置」決定了王岐山

而且在政治的世界裏，除了專制政權與少數強人是由「人」來決定「位置」（例如台灣過去究竟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取決於蔣經國擔任總統或行政院長），一般則是由「位置」來決定「人」。因此在位置上就算再光彩奪目，只要一離開位置就會變得微不足道（這就是政客戀棧權位的原因）。因此，重點不是「王岐山」這個「人」去擔任中紀委書記，而是「中紀委書記」這個「位置」決定了王岐山；更重要的是，決定中紀委書記功能與角色的習近平。而過去五年中紀委書記的權傾一時，這就已經是論功行賞了。如果還有奢望，恐怕既不切實際，更不懂分寸。

因此，只要習的第二任期期還想繼續反貪腐，中紀委就會維持現行角色與功能，由「誰」擔任中紀委書記，其實無足輕重。對習來說，王是同屬紅二代的盟友，又是年紀稍長的大哥，但栗戰書卻是親信與下屬，而是更能相信、更保險與更能配合的人選。反之，如果習的第二任期不再大張旗鼓地反腐，但王卻早已樹立了反腐的形象，功高震主加上扞格不入，王可能的遭遇大概不難想像。

而至今為止對王的「保護」並不等於「支持」，而且「保護」更清楚界定了權力位階的高低。「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能拉你一把的，就能反手把你給打下去。中共黨史上的第二號人物向來沒有好下場，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可說「族繁不及備載」（胡錦濤則因是鄧小平欽定隔代接班人，江澤民才無法下手，但江仍駕空了胡）。紅二代的王岐山對這些當然滾瓜爛熟，所以最佳的選擇當然是以屆齡為由，順勢下台以避開權力鬥爭的風暴核心。

將欲奪之  必先與之

而且習對王一連串的「保護」，與其說是繼續重用的訊號，不如說是「將欲奪之，必先與之」的策略。因為五年反貪腐，王累積的聲望與掌握的資源，均甚為可觀而無法等閒視之。如果貿然出重手打擊王而引起反彈，倒不如給王台階下，使其光榮退休而自願交出權力與資源。這種作法在中國與中共的歷史上並不乏前例：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以及鄧小平為使新老交替順利進行而設立的「中央顧問委員會」。而給了下台階後，如果還不識相，發動鬥爭就不是師出無名。

但是，上述的分析僅限於戰術層次，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戰略層面。習的第一任以「集權」作為戰略目標，因為他認為江、胡任內的集體領導，雖然避免了過度專制的弊病，但「各管一攤」的結果，卻造成各占山頭為王，並各自壟斷特定範圍的利益，而且還互相交換，並且共同掩飾。除了把「黨天下」變成拉幫結派、團團伙伙，還造成了民怨四起。但比民怨更重要的是，當經濟高速成長時，得到的利益遠大於貪腐的代價，貪腐還可以被忍受；但只要經濟成長開始疲軟，得到的利益遠低於貪腐所付出的代價時，貪腐就變成了絆腳石，它就是多餘且無法容忍的外部成本（externality）。而且在改革開放剛開始時，由於某些共黨官員堅持馬列意識型態，但容許貪腐卻可以換來他們的支持。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這種容忍貪腐以換得支持與成長的作法，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

可以說，一開始對貪腐的容忍，就像是長江邊上的一、兩間小型工廠，人們對工廠帶來的利益感到沾沾自喜，而無視工廠所排放的污水，是因為它被長江鉅大的流量瞬間稀釋到近乎看不見、聞不到。但現在的情況是，由於效法與競爭者眾，不只工廠利潤逐日下降，污水量也龐大到長江無法稀釋，大老遠就會聞到臭味，還會影響居民健康。在這種狀況下，當然要加以雨整治。但環保單位查緝時卻發現，工廠竟然有合法登記證，還有上級環保單位免予稽查的證明，連當地治安與行政當局都出面調解：查緝了這些工廠，地方上的人就會失業；而饑寒起盜心，治安就不會好到那去，經濟與治安均不佳，不就影響了上級對本地的觀感？往上發展才能避免糾葛。

因此如果要打破利益交換與共生的結構，在中共體制內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往上發展，才能跳脫這些利益糾葛。這就是習近平何以會引用「頂層設計」的觀念（經濟智囊劉鶴引自「系統論」），和他必須「集權」的原因。而由於中共以黨領政的傳統，以及政法委書記原先被江派所掌控，加上對中共傳統的深入理解，習另闢眾人意料不到的蹊徑——中紀委書記，透過黨內的內部體制既順理成章，又符合以黨領政傳統，還能避免公開內部祕密。當然，過去也曾運用中紀委反貪腐來打擊政敵，如陳希同、陳良宇，但如此全面性地運用中紀委反腐，還是第一次。因此習勢必得賦予中紀委書記異於以往的權力與地位，更必須表現出信任與保護。

反貪腐將從「面」縮小到「點」

但現在習即將進入第二任期，他還會持續大規模反腐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結合習的第二任期的戰略目標，那就是他提出的「兩個一百年」中的第一個，在中共建黨百年的2021年，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換言之，在經濟成長不如以往的「新常態」下，嘗試著儘可能達成經濟持續成長與財富公平分配並行不悖的目標。因此，如果過去五年的施政重心是「除弊」，未來的五年施政重心就是「興利」。當然，這兩者在理念上並不衝突。但過去五年的反貪腐已趨近「無限上綱」，導致為求表現而胡亂舉發，官員人人自危；為了避免惹禍上身，自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公務部門的怠惰就變成不必要的「外部成本」，阻礙經濟的成長與政府的治理。

而如果要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勢必要促進經濟成長與發展。而在國企佔了中國經濟的絕大比例狀況下，經濟成長的必要條件是官員敢引進新觀念、新方法、新作為。但這些措施只要與現行不同，都可能被以「貪腐」之名加以攻擊；換言之，中央不只在經濟事務上得鬆手放權，更必須卸下「反貪腐」的「緊箍咒」，官員才敢放手一搏，也才可能使經濟繼續成長。以改革開放為例，如果不是鄧小平一言九鼎，消彌了關於「姓社姓資」的爭論，並提出「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老鼠的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難保改革開放不會因為左派抵制而中道夭折。

但如果反貪腐以現在的方式持續，恐怕只有少數得到習信任的官員才敢放膽嘗試，而絕大多數官員仍有疑懼的狀況下，絕不可能達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因此在要興利就必須放膽嘗試的前提下，未來五年的反貪腐應該會從「常態性」變成「點綴性」、「示範性」，打擊的範圍則會從「面」縮小到「點」。甚至不再以反貪腐的名義來整肅政敵，例如孫政才、王三運的主要罪名都是「違反黨的政治紀律」。而這麼做其實是在發出訊息：重點根本不在貪腐，而是在面對政治岐路時是否選對了邊站？畢竟，岐路上難免有迷失的羊兒，但「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一開始雖選錯了邊，但只要能改過來就行。但如果執迷不悟，「岐路亡羊」大概只會變成「代罪羔羊」吧？

中紀委角色功能將限縮

在這個前提之下，中紀委的角色、功能與地位自然會受到限縮，而不可能再像過去五年的「代天巡狩」。王岐山雖學歷史，卻曾擔任經濟方面的職務，對經濟成長必須適度鬆綁的道理，理當不至於陌生；而既不陌生，自然就能體會個人進退出處的應有分寸。這或許就是王在全國紀檢監察系統表彰大會上，說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擔當」的原因。而近期對中紀委官員獎懲的頻繁調動，可能也反映主官離任前獎賞效忠與有功者的官場傳統，以及對「不打自家人」的民怨稍作回應。

而且不尋常的是，十八屆中紀委第八次全會並未與十八大七中全會合併，卻提早2天於10月9日召開；同樣無前例可循的是，中紀委工作報告並未直接提交十九大，而必須先經過十八大七中審查。如果是因議事程序與題目繁多，提早召開會議尚稱合理，但會議卻在一天內草草結束，公報中也一反常態地隻字未提習近平。其實未與十八大七中一同召開，工作報告又須經十八大七中審查，就是區分上下位階與層級，免得搶了主子風采。而單獨召開十八屆中紀委第八次全會，就是各有各的主場優勢，也算給了王岐山面子。但一手硬、一手軟是中共固有的策略與作風，媒體雖公佈了王在會議上的照片，卻未刊登王在會議上的講話。而中紀委網站權威的「學思踐悟」專欄，也在10月8日說「今天要同大家作別」。

還有誰比王岐山更適合當擋箭牌

從上述種種理由可推斷，王岐山應不會留任十九大政治局常委。而他念茲在茲的「制度性反腐」，恐怕難以實現。因為按中共以黨領政的傳統，黨與政的分際其實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國家監察委」實際上就是「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缺乏外部監督機制下，自我內部監察絕對不可能達成反貪腐。畢竟，醫生為自己開刀並非常態；而左手雖然可以打右手，但因為痛的是同一個人，打的力道只會越來越輕。因此國監委頂多是翻版的「中顧委」，就像聾子的耳朵，擺著好看而已。而外界揣測王會出任國監委主任，並扮演體制外第八號常委；這，是否太擡舉王岐山了？因為中共黨史上唯二能在體制外呼風喚雨的，只有毛澤東與鄧小平，憑的可都是從血流成河中廝殺出來的實力。而王岐山與解放軍毫無淵源，又又何來這種獨當一面的能力？

當然這些分析與推測仍有變化的可能，因為獨裁者都自詡「天威難測」。以蔣經國為例，他最討厭被媒體猜中自己想任命的人選，貶王昇和用李登輝，都令人跌破眼鏡。習是獨裁者，更是數十年來最快集權的中共領導人；他和蔣經國都是專制政權（在血緣上）的第二代接班人，但用人是否類似，還有待觀察。但如果習的第二任期要致力經濟成長，勢必就得與第一任的反貪腐適度切割，也得和各派系有一定程度妥協。但他難道會承認反貪腐反錯了嗎？這實屬多慮，因為專制之下，對錯沒有客觀標準，權力也無從制衡，運用之妙完全存乎獨裁者之一心，他既可以用「反貪腐」，更可以禁「反貪腐」。而在這種狀況下，還有誰比王岐山更適合當習的擋箭牌和停損點？更何況，做「哥們兒」的，本來不就該為兄弟兩肋插刀？這不正是「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作者為政大東亞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