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課本的「文白比例之爭」吵鬧超過兩個月，現在已從普通高中的課本吵到技職學校的課本。但在討論文言文與白話文比例之前，對於何謂「文言」，何謂「白話」，應該要有個定義，不然也無從談比例。正如我們講一瓶酒的酒精比例，必定要先嚴格區分「酒精」和「水」這兩種物質才行。

照現在某些人的看法，似乎所有古代人的文章都算文言文，而白話文似乎只能從五四運動之後的文章算起。某些人甚至認為只要文句中有「之乎者也」，就算是文言文。但這當然都是錯的。

試問以下八句，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論語陽貨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漢，司馬遷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唐，韓愈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宋，范仲淹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元好問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羅貫中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清，曹雪芹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愛拼才會贏」------中華民國，葉啟田

依《文通》作者馬建忠及胡適的看法，文言文和白話文的差別不是有沒有「之乎者也」，而是其文法結構。以上面第二句來說，「太息」這個詞現代人多寫成「嘆息」，「嗟乎」也多以「唉」一字帶過，但只要將這些字眼代換一下，它就是一句不難理解的白話。

「歲不我與」與「歲不與我」

以這個標準，在以上八句中只有第一句才算文言文。「歲不我與」是「時間不會等待我」的意思。照白話的文法（主詞－動詞－受詞），「與」（等待）這個動詞應該放在「我」這個受詞之前，應該是「與我」（等待我）而不是「我與」（我等待）。但文言文的規則卻是，「凡是在否定句中，受詞若為代名詞，就要放在動詞之前」。所以在文言文中一定是寫成「歲不我與」，不寫成「歲不與我」；一定是寫成「吾不汝貸」，不寫成「吾不貸汝」（我不原諒你）：一定是寫成「吾不之知」，不寫成「吾不知之」（我不知道他）。　

文言文還有好幾種文法規則都和白話文不同。例如「吾誰欺?」在白話中應寫成「吾欺誰?」（我騙誰?），但文言文的規則是，「在詢問句中，代名詞用作受詞時，都要放在動詞之前」。所以文言文中一定是寫成「吾誰欺?」，不寫成「吾欺誰？」；一定是寫成「客何好?」，不寫成「客好何？」（你喜歡什麼？）；一定是寫成「客何能?」，不寫成「客能何？」（你能做什麼？）。　

文言文和白話的文法規則不同，現在的學生確實不用再學，學了對於寫文章不會有好處。國文課本中只要放入三、兩篇文章作範例，讓學生知道文言文的規則大概是怎麼回事就可以了。更何況現在的中學還有「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專收先秦諸子的論述，這些東西也不必在國文課重覆。

真正的問題是「經典白話文之爭」

重要的是，像「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文句，頂多只能說是「當時的白話文」，其語氣和用字有時代特殊性，但在文法結構上和現代白話文並無不同，和葉啟田燴炙人口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愛拼才會贏」也無不同，都是以精煉的文句表達想法。所以「文白比例之爭」是虛假的問題，因為究其實質它們都是「白話」。真正的問題是「經典白話文之爭」。也就是在浩如煙海的中文文獻中，有哪些時代的哪些文章屬於經典一定要選入？哪些是唸了對寫現在寫白話文章有好處？

用白先勇先生的說法，就是「選最好的、最經典的文章才最要緊」。例如，韓愈的《師說》，我們不必考慮它是「古代白話文」還是「現代白話文」，只應該討論這篇文章是不是「最好的、最經典的文章」，而學生要表達「每個人領會道理的時間有先有後， 每個人的技術學業各有所長」這個意思時，引用一句「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是不是顯得更精煉，是不是有畫龍點晴、為文章增色的效果？又例如，寫一句孫子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不是比寫「既了解敵人的長處和短處，又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就能不斷獲勝」要來得一針見血？

其實比國文課本文白比例更迫切的問題是司法判決的白話化。我國法院的判決文書習慣把簡單可用白話表達的字詞故意寫成文言。例如把「也」寫成「亦」、「他」寫成「伊」、「他們」寫成「彼等」或「渠等」、「不但」寫成「不惟」、「不必」寫成「毋庸」、「等於是」寫成「不啻為」、「怎知」寫成「詎料」、「不利之處」寫成「不利益」、「不能說沒有吸食安非他命的可能」寫成「尚非難謂無吸食安非他命之可能」、「法律並未禁止被告調整補稅」寫成「被告依法予以調整補稅，尚非法所不許」。這些文句矯揉造作，只能稱為「假掰的文言文」。

假掰的判決文言文

實際上，這些法官若是發表法學論文時，用的都是現代白話文，但在寫判決時卻非用「假掰的文言文」不可。之所以有這種習慣，有一部份是因為民國初年很多法官就是這麼寫的，判決文書剪貼抄襲久了就自然流傳下來。但更大一部份是有意不讓一般人看得懂，正如中國古代文人也愛搞這一套，以刻意和一般人保持距離，維持法界菁英的話語權。

判決文書應力求讓原告和被告都看得懂，其目的不是要去提升人民的國文水平，更不能好像在出國文考題。唯有司法能與社會溝通，民眾才會開始信任司法。社會已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國文課本文白比例之爭的問題，其實更應該關注判決文書白話化的問題，把「假掰的文言文」從司法判決中全面剷除。

※作者為台北市議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