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委王育敏有意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調整吸毒或遭性侵害、性剝削等特殊狀況兒少的通報機制，司法界人士擔憂吸毒少年權益因此未受保障。這背後反映的結構問題是，政府未能有效結合我國社政、司法、警政、教育等體系力量，一起推動反毒，如果繼續各自為政，成效恐怕有限。

王育敏在修法草案中主張，如果發現兒少有施用毒品或遭性剝削、性侵害、性騷擾等狀況，在《少年事件處理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別平等教育法》中原就有報告及通報規定者，責任通報人就不必再依《兒少法》通報，避免重複通報。

社會安全網一角都不能破

不過，現行《少事法》沒有通報機制，多位法官、保護官因此擔心，官方統計人數逼近2千大關，加上「黑數」恐怕破萬人的未成年吸毒者，其福利權益反而受損。

據了解，衛福部社家署也對此修法方向持保留態度。社家署先前私下對此修法草案回應指出，由於各個法的主體不同，且通報義務、通報對象、罰則也不同，因此必須通盤比較，希望此事有多一點的討論。

高雄市社會局副局長葉玉如接受《上報》訪問時指出，這個修法方向是為避免重複通報，出發點是好的；不過《少事法》中沒有通報機制，如果真的照此草案內容修正通過，實務運作上會有困難，司法、警政、社政等體系必須重新建立分工合作機制。

只靠轉介　保護效力差很大

葉玉如表示，雖然警政、司法體系可透過「轉介」方式，轉介吸毒少年個案給社政體系，但這跟《兒少法》通報後主管機關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調查的做法不同。建議立法時謹慎思考，多多討論。

基隆地方法院「調查保護室」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說，從警方通知法院、驗尿、做筆錄、移送法院、調查、開庭、執行保護管束等程序一路下來，可能要2個月以上，這跟社政單位第一時間接到警察通報，介入提供輔導的機制「差很大」，兩者不能相提並論。

王以凡表示，司法、社政體系間，其實可以有效合作。例如等待法院審理時，法院可提醒孩子如果配合社政提供的輔導，就有可能從輕處分、留在社區保護管束；如果態度不佳，就會考慮拘禁其自由，以此鼓勵孩子配合。此外，執行保護管束期間，保護官若認為孩子有教育、福利、職訓需求，也可跟社工討論如何協助。「很可惜，目前沒有這樣完整的合作機制。」

解決重複通報　只有這個方法嗎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祕書長葉大華直言，立委修法的目的，如果是要解決責任通報人「重複通報、卸責式通報」的問題，是否應該先檢討究竟哪些專業人員體系，有浮濫或卸責通報問題？以及教育訓練時，有無要求相關通報人，必須先蒐集必要證據或資訊、評估判斷後再行通報。

葉大華指出， 《兒少法》並非只保障受虐兒童權益，如果修法只為解除社政人員壓力，卻排除非兒虐事件之外，其他相關責任通報人的通報法源責任，難保不會有「漏接」其他高風險或少年保護個案的風險存在。

過去考量「兒少最佳利益」，把吸毒少年納進《兒少法》保障對象，就是希望在未觸及嚴重犯罪行為前，透過通報機制由社工或少年輔導人力介入、拉孩子一把。

葉大華說，如果要回歸《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甚至進一步在《少事法》中訂責任通報機制，最直接要面對的問題是，「少年輔導業務根本沒有足夠的專責人力」，如果排除社政通報體系，未來誰來通報？

她建議，政府正推動的「新世代反毒策略」，應優先針對有偏差行為、高風險少年，配置類似司法社工或青少年社工的專責輔導人力，或直接強化少年輔導委員會功能。此外，若要讓基層社工人力有「喘息」機會，也可配套思考，是否要針對特殊狀況，放寬必須趕在24小時內通報的規定，或是將兒虐案進行更明確的分級分類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