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加上地理環境雙重因素，讓台灣養成一種時時刻刻向外觀望的習慣，很多國家都是這塊土地的參考對象，數十年來因此移植了不少非原創性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由於截長補短的素材，多是相對先進國家的表徵，即使學成半調子，也可被當成一種進步。在MIT（Made in Taiwan） 風行於世的年代，我們則回過頭來再從自己的經濟發展中獲得滿足感和安全感。處在妾身不明的國家定位下，台灣人的「身分」有段時間還為此位居在「國籍」之上，當國籍愈加侷限在單一政治層面裡，「台灣」一詞反而更容易包含許多人的人生經驗。

但即使是如此，我們似乎仍卡著一層心魔關卡，又或者困惑於同一時期政治、社會的解放，對眼下的嘈雜和對未來前景的未知感到不夠踏實，使得「向外學習」這件事已變得緩不濟急，一旦能力允許，乾脆離鄉背井，轉進西方新世界。例如早年大家做的多是「美國夢」。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近日舉世關注中共十九大後的權力變化，台灣當年的「美國夢」，無可否認相當程度早被另一段「中國夢」所吸引。這十餘年來，已有太多往來兩岸的慣客，彷若當年稱頌美國般，正大力讚揚著中國，儘管前後世代前去美國發展和轉戰中國謀生的背景不盡相同，卻都有「寄希望於異邦」的相似元素。

只是，過去是把個人、家庭的希望建築在一座文化、經濟、民主、自由、法治等全面兼具的強國，如今的論調，即是把「台灣」的可能性，全然投射在一個純以國家經濟取勝的崛起力量。

如此一來，予人略顯感慨之處就在於，這座島嶼縱然因緣際會雜揉了各式不同的歷史和文明，偏偏無從培養出必然該有的信心。從「美國夢」到「中國夢」，島嶼不動，人心卻一直是飄移著。

至於「中國夢」的問題，恐怕又比過去「美國夢」更能反應出此地的心靈掏空。經濟快速起飛的年代，我們的成就感幾乎就是消費能力的代名詞，我們會對台灣旅行團將法國香榭大道上的精品店擠得水洩不通而自傲，隻身美國，某種程度亦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獲得更上一層的生活。

及至經濟發展轉趨遲緩，手頭緊縮，再無法顯露闊綽豪門的寬裕，我們於是突然變得非常失落，然後這一次的轉向，就改以極權效率的國家當作救生筏。在馬斯洛的人性需求層次理論中，這不啻為一種倒行和退化。

又或者我們一直沒有發現，環顧過去，我們其實不斷地過度側重以「消費能力」去衡量個人成敗，變成了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所說的那種「勞動動物」，只懂得把空餘時間用在消費，然後變得愈加貪婪，對人類世界的藝術、工藝、美學、文化或價值信仰益發興趣缺缺。若以最淺層的人類文明觀之，台灣相形失色的經濟成長率，確實很容易被歸屬於落敗的一方。

中共十九大風光開場與謝幕，這段期間，台灣幾起原判死刑的案件，因更顯進步的科學鑑定和無罪推定原則改判無罪；城鄉發展，持訊吟唱「環境成本」的曲調；當別人在談「大數據」的同時，我們卻在為邊陲的勞權拉鋸拔河；當眾人眼光聚焦在東方新王朝的輝煌展現，我們竟有人不斷討論著社會底層弱弱相殘的結構；當大一統的極權趨近巔峰之際，我們居然希冀透過地方自治與行政分權，讓技術專業有最大的餘裕對公共議題負責；當有人驚豔AI智慧三分鐘就能撰寫出一篇資訊完整的新聞稿時，我們則還有媒體為挖掘貪腐、弊案、關注弱勢疲於奔命；當大國政府能恣意逮捕監禁本國、外國籍出版商時，我們仍舊繼續忍受著百家爭鳴…

妄自菲薄、失敗主義氛圍瀰漫，很輕易就把我們的目光侷限在萬千世界的一隅。因而在關注十九大的「大局」之下，我們自然直接視而不見那島上的星光。

中共十九大後，北市商業會理事長王應傑說：「很多台灣的愚民、賤民根本不知道中國大陸這30年來翻天覆地的進步，許多一級、二級城市都已超越台北。」這不過又是一典型、失落的劉姥姥式指指點點。

只是，當中國許多有良心、智識的人不斷努力期待讓中國變得更正常，更受人尊敬，進而欽羨台灣這30年來「微不足道」，且發生在日常瑣務上的革命時，王應傑之流的嘴刀，到頭來是否反而是割在那些中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