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共20大的預定年份，意思是說，如果習近平不將日期延後，或者取消20大的話。

延後或取消20大？這不是未來穿越劇，而是根據歷史格局對某種可能性的推測。2014年，在中共19大的三年之前，從某些蛛絲馬跡的觀察中，我推測習近平意欲執政20年，不會在19大中根據傳統「立儲」，並敘述了他的路徑圖。當時，還沒有任何西方的分析家看到這一點，台灣的朋友們也都笑為奇談，倒是某些中國朋友認為有此可能。而今三年過去了，中共19大結束了，習近平打算執政20年這件事，已經成為了世界共識，西方及東方的分析家開始爭論兩個問題：他做得到做不到？如果做得到，他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看中國的「直線觀」和 「髮夾彎觀」

2014年時，中國專家們看不到、不相信習近平敢有執政20年的企圖，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了解中國共產黨，而是因為他們太過於追求了解中共的政治鬥爭細節，而幾乎完全忽略了歷史的格局，以至於對中國的發展只能用一種「直線觀」來分析。其實，對中共專政下的中國的這種錯誤分析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直線觀」的分析家們，一致認為中共已經走上了自我毀滅的道路而達到暴政必亡的結論。誰料，中共一記回馬槍，在鄧小平的「我讓你賺錢、你放棄政治權利」的「鄧氏約法」之下，迅速的脫離「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的路線，改投入了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軌道，搭了30年的便車，造就了你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這場經驗，教育了世人，看中共和看中國，不能陷入「直線觀」，而在中共面臨生死存亡的節點時刻，「髮夾彎觀」可能更準確。

事實上，在2012年的中共18大時，雖然表面上經濟還在騰飛，但中共和中國已經面臨了生死存亡的關頭，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都先後在媒體上公開說出了，再不面對，就要「亡黨亡國」了。進入2017年19大，這個「亡黨亡國」的挑戰，並沒有緩解，反而是更加嚴厲了。可以說，未來五年，如果習近平不拿出手術式、地震式的魄力改變中共的方向並令其持續20年，胡、溫的警言成為現實的可能性極大。這是歷史格局的問題，不是任何虛假數據、官方粉飾所能左右的。

終局時刻

所謂「終局時刻」指的並不是遊戲結束的時刻，而指的是是歷史格局的交叉路口，不論是主動還是被動，走上了其中的一條路，30年甚至100年內就難有回頭路了，就像俗話說的「過了這村就沒那店了」。那麼，為什麼把「終局時刻」釘在2022年？這是什麼神秘的年份？

2022和算命和推背圖毫無關係，僅僅是因為2022是全體中國人、九千萬共產黨員「解疑」的那一刻；在18大時，14億中國人對習近平有著這樣那樣的幻想，18大到19大的五年間，習近平的作為讓改革派失望、保守派狐疑，然而2017年的19大，習近平仍然讓人存有足夠大的想像空間。這個想像空間，將在2018-2022年之間定格。一旦定格，中國究竟是走向地獄之路，還是天堂之路，還是徹底打掉重練，就不會再有懸念了！所有人都會進入「該幹嘛就去幹嘛」的人心狀態。而台灣呢，也將隨著這終局時刻，做出對台灣最有利的決定。

在2017年尾的此時此刻，把各種蛛絲馬跡放到歷史格局下觀察，可以推測2022「終局到來」時定格的三種中國方向。

第一種中國：法西斯的中國

19大習近平的報告長達空前的三萬兩千字，耗時三個半小時，但其中真正屬於他的意思，可能也就是萬把字，其他的兩萬字是派系妥協下的不得不言；這也顯示了，19大時的習，並不如外界（尤其是台灣）媒體所言，已經達到了個人權力的頂峰。軍權（槍桿子），只能說是初步穩定，政權（筆桿子、刀把子）或許達到了七八成，而經濟權（宏觀調控）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金融權力（銀根子），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習能夠直接控制的有個兩三成就算不錯了。

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就在「銀根子」，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槍桿子（解放軍）、筆桿子（國內外統一戰線宣傳）、刀把子（政法公安情報）在體制上都屬於中央集權的結構，因而利於通過各種人事、組織改造而集權，唯有金融「銀根子」，本質上就屬於捉摸不定的流動性通貨，今天在這，明天就可在那，難以集權。打個比喻，金融就像中醫學所說的「氣」，金融學就是一種氣功，沒練過氣功的人，即使有六塊肌，也不過是傻大個一個。

上文說過，中國這30餘年的「經濟崛起」，搭得是美國為首的世界經貿秩序的便車，這趟便車的火車頭就是深入全球肌理的金融系統，這套系統已經自我成精成妖，現在連始作俑者的美國自己都難以掌控，何況是邯鄲學步、亦步亦趨的中國？

金融系統，30餘年來已經以極其扭曲的方式深入了中國整個經濟的肌理，從國家到高官到知識份子到市井小民，無人能過擺脫對其的路徑依賴。而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的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班子內。反而，由於過去五年名為打腐實為整肅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群耍弄金融的人進入更為隱晦的狀態。

習近平不可能不處理這群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否則他沒有勝算。但由於金融的散落性、流動性、隱晦性，收拾對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祭出法西斯的手段 － 以民族主義為由、以富國強兵為指標，強力對每一家銀行、每一家企業、每一個個人，嚴厲進行對金流的控制；而這時候，筆桿子和刀把子就是關鍵中的關鍵工具了。

走筆至此，需要特別提醒的一點是，過去是槍桿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國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搞不好習近平本人由於其人生經驗和知識框架的限制，還沒完全看清楚這一點，但他身邊的年輕幕僚，只要是忠心的不可能看不到這點，那就看習本人的傲慢度和氣度了。

看明白了這點，就會知道所謂的「民族主義」、「富國強兵」，或許是一種面對世界的長期策略，但至少在未來五年的短期之內，這些口號宣傳的主要作用還是國內的集權工具。在最糟的情況下，假設習近平無法在兩三年內迅速的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而必須持續的使用法西斯手段，那麼到了2022年，在執意執政20年的境況下，法西斯方向就極為可能成為中國的「新常態」，例如武力強制性的重新分配：有錢的吐出錢來，進行類50年代的「公私合營2.0」，全社會重新洗牌。

第二種中國：家族壟斷的中國

前述當前中國的金融甚至資產，極大比例的掌握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從大的來說約在百家，從小的來說約在五百家。若不認清這個「中國特色」的財富格局，世人很容易就誤會中國的經濟未來掌握在那些經常登上西方媒體、經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敲鐘的「年輕創業家」手中。中國的經濟和財富是個「權本主義」的場域，任何用資本主義邏輯去推斷中國的人，終將會在這個誤會上跌跤。在中國，凡是在西方會計學計算下身家超過十億的「無背景年輕人」，其財富中的大部份不過是為權貴代持，因而有機會就想脫產出逃。

1991年，在89天安門幾乎亡黨的事件之後，鄧小平以兩條「鄧氏約法」穩住了中共政權。第一條，「黨讓你發財，和你交換政治權利和思想自由」。第二條，一黨專政從毛式集權改為橫向「常委分權」以及縱向的「中央／地方分權」。然而在「以權為本」的中國，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分倉式的腐敗。近年來的事實證明，鄧氏約法已經走到了盡頭。

習近平過去五年的作為，似乎在向人民提出新的「習式約法」：你給我集權，我還你一個不腐敗的美好未來；然而，許多人內心深處擔心這會走回毛式集權，尤其是已經通過耍弄銀根子而至富貴的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和其團夥。

在2018-2022的博弈中，並不排除家族們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以至於出現一種妥協後的結果：家族之間停止鬥爭，不分背景身份，全力擁護共產黨保持一黨專政，但是反對黨內一人專政，形成以下的格局：共產黨走向一個比較內部民主開放的平台，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中國由黨國一家逐步邁入國家家族化，以門閥仕紳集團瓜分地盤資源，家族與家族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

這時，傳統的血緣、鄉親、門生軟關係取代了一部分的上下權力硬關係，雖然做不到「以法治國」，但是「以法制國」在上層的兩三億人群中還是可能的。

這時的中國，出現兩個沒有交叉點的平行世界：上層兩億人的富貴世界，和下層12億人的糊口世界。世人今天看到的驚世高鐵系統、機場系統、高速公路系統、華廈美食，單單靠這富貴兩億消費就足以運營了。至於平行的糊口世界，以中國人易於滿足、害怕災難的天性來看，只需要在「糊口區」上下加碼減碼就可以維穩了。

至於家族壟斷的中國，能夠維持多久？20年？30年？100年？誰知道呢？坦白說，再過20年當人類徹底進入AI化的世界後，到時威脅人類、國家、政府、家庭生存的問題，極有可能和現在的問題組合完全不一樣。從人性的普遍短視這事實來看，擔憂20年後的人本來就是少數，何況是歷來奉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不拿白不拿、不吃白不吃」的偉大中華社會文化下的中國人呢？

第三種中國：半套蔣經國或「台灣經驗」或「一國多港」的中國

2012年對習近平抱有希望的人，經常提的模式是戈巴契夫模式、李光耀模式，那已是過去。今天對習近平還抱有希望的人，尤其是流亡海外還有「民國情懷」的中國人，期望的是台灣的「蔣經國模式」。然而我個人認為，在現在到2022的短短五年之間，習即使有心，中國的環境也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環境條件。因此，我曾隱喻習頂多做成一個「遲到了50年的蔣介石」，中國觀察家們如果一定要用蔣經國來比喻，那也頂多只能算是半套蔣經國吧。

且莫說習近平對紅色血脈的執著，頂著一個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的負擔和驕傲，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接受他的歷史定位定錨在一個被打敗逃到台灣島的蔣氏家族身上。

避開「蔣氏」或「民國」概念，其實還有另外一條出路，那就是直接了當的跳過蔣氏和民國，而開大門的迎入「台灣經驗」；換句話說，就是直接的訴諸「台灣人民」的演化經驗，這種說法雖然有點丟面子，但是也非完全沒有前例，台灣的民間文化、民間企業家，確實曾經引領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雖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但是只要看過80年代中國的人，不可能忘懷那個鄧麗君歌聲撫慰了數億青年的創傷的日子；早期台商固然不乏惡行惡狀之人，但是刺激出了成百成千萬小企業創業者，也是鐵打的不爭事實。

即使是這十年來才發生在台灣的「青年世代翻轉」經驗，也是中國接下來20年的必經之途。總而言之，不管把台灣人民的演化經驗看成是「正面經驗」還是「負面經驗」，它都可以成為中國下一步的參考座標，是否把這經驗好好用起來，即使是片面的、偏見的用起來，就取決於領導人是傲慢大於氣度，還是氣度大於傲慢了。

需要特別提醒的是，「以台灣為正負參考座標」不必說出口，參考著去做就行了。另外，參考台灣人民的經驗也不一定得走到「一人一票」的地步；例如，香港的半套間接選舉制度，雖然還在惡化中，但至少現在還是可以學習的，「一國多港」也是一條非常實際的路。

歷史格局中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

以上的三種中國，哪一種會在2022年成型？我只能說，天知道！人所能通過觀察而知道的，只有從2018到2022年的習近平作為中而越來越知道。最終變成哪種，要看歷史格局中的勢力消長而定，不過，領導人自己內心的傲慢度和氣度的角力，也不能說是非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