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偏激的史觀與史論都很受歡迎，個中多少帶有獵奇、反權威、政治情緒的緣故。在中外文明對比的領域，這些現象並不罕見。

一方面，有人為「愛國主義」誇大中國文化，貶低西方文化，比如有作家宣揚「希臘歷史都是僞造的」。另一方面，亦有人則貶低中國文化。寫書出版是言論自由，而且這樣的書在兩極分化的市場，確實能大賣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但無論對讀者（尤其對不熟悉題材又缺乏批判性思維的讀者），還是對歷史本身，都稱不上是一種負責的態度。其實，東西文明交往，誰比誰優越之事，大抵要以平常心看待，不能偏要像小孩子那樣鬥氣走極端。比如主張希臘歷史僞造論者就說，寫作的原因是氣不過（受西方蠱惑的）中國疑古派質疑中國歷史，所以也要寫一部質疑希臘歷史的書，這就非常要不得。

中國文化傳統上有自大症，認爲自己是世界中心，看不起「四夷」。這種錯誤的自大觀是客觀事實，需要予以指出、糾正與批判。但是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從自大變成「自小」，也同樣不值得稱道。最近有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低地，全靠「内亞」才能進步，提出所謂「内亞秩序主導東亞」。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本書，但也曾閱讀過其一些文章，而且從出版人的推廣文稿看，問題不少。

中國真是一個文明低地？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是什麼？翻開任何一本主流的討論文明史的教科書（如Philip J. Adler, World Civilizations），總不外乎生產力、政治秩序、宗教、文字、文學藝術、科技、工程建築等方面。如果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個叫中國，一個叫「外國」，中國確實不如「外國」。但公平一些，把中國與其他各種文明分開比較，中國並不太遜色（當然也不是第一）。

有人為了貶低西方文化，進而宣揚「希臘歷史都是僞造的」。（希臘神殿遺跡／維基百科）

有成就　只是沒產生出「科學」

首先，把中國看做區域中心，不是中國單方面的意淫，存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也是或多或少這麽看，朝鮮與琉球一向把中國視爲天朝上國，日本與越南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漢字與儒家成為這些國家的傳統，中國與這些地區一起構成國際上公認的「中華文化圈」（Sinosphere），是世界幾大文化圈之一。

其次，在古代，一個文明體系是否強大的最重要標誌首先是生產力，而衡量生產力的重要標誌就是人口。從純生物界的角度，物種唯一的目標就是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套用類比這種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一個民族人口越多就越能説明其成功。在人類社會中，只有社會生產力達到某個發達的程度，才能養得起這麽多人。

中國（本部，即漢人聚居地）乃至整個東亞，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在工業化社會之前（清朝中期），中國本部已經達到數億人口。但漢人人口位於世界前列，並非只是近代的事。漢朝時，中國人口已經達到約6000萬；宋朝時，中國人口已經接近1億，在當時都位居人口前列。目前，漢人還是人口最多的民族。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第三，中國不但人口衆多，還能長期維持一個較穩定的政權（秦朝以後，中國朝代以宋朝最長，達319年）。在前工業化時代，這需要很強的管理與組織能力，也是文明程度的一個體現。與中國人口在同一數量級的國家，能維持如此長的穩定政權的並不多。比如印度（包括印度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地區，人口上可以與中國媲美，但英印政府建立前從來沒有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國家。

可以與中國（漢朝）相比的，大概只有羅馬而已。中國較爲穩定的政體，與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套禮儀系統有很大關係，這種儒家思想家設計出來的政治思想體系，至今還影響中國。儒家不是宗教，卻起到宗教在其他大部分社會中起到的功用。

第四，語言與文字是一個國家是否文明興盛的重要指標。從甲骨文算起，中國出現文字有3000多年，說到歷史上留下古籍文字之多，大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國相比。類書《永樂大典》有3.7億字，叢書《四庫叢書》有8億字。這都是驚人的成就。這還不包括數量浩大的方志、家譜、公文、檔案等一般性文字資料。

第五，大型工程也是一個古國文明程度的體現。中國有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城、秦始皇陵、紫禁城等大型建築，又有都江堰、鄭國渠、大運河等大型水利工程，與其他文明相比並不遜色。

第六，科技方面，中國也有出色的成就。有人質疑：很多重要的物件、器具或技術，都不是中國自己發明，足見中國是文化低地。其實，中國有「四大發明」，其中「三大發明」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的說法在西方早在培根時代就提出來了；20世紀，英國人李約瑟又加上造紙術（右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已知最古老的印刷書籍，在西元868年出版/維基百科）。客觀而言，以人類社會的貢獻，造紙術堪稱四大發明之首：沒有廉價的紙張，就無法大量印刷，知識就只能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裡，這就是歐洲近代之前的情況。

中國科技對世界的貢獻當然不止四大發明。李約瑟的開創性著作有些不嚴謹的地方，盧錫嘉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詳細的討論。中國不及西方文明的一點是中國沒有產生出「科學」，但歸根到底，能產生科學的只是西方文明，其他各種文明也沒有產生科學。

至於有人列舉的從外輸入的技術，其不少例子都有偏頗。本人對科學技術史略有認識，這裡列舉幾個分析。

未必就是「技不如人」

比如，有質疑中國人現在的主食「為什麼詩經裡的小米直到唐宋，才漸漸被外部來的水稻替代，成為中國人的主要食物？」這裡說的「外來的水稻」是指高產（一年收穫兩季）的占城稻（占城在現越南南部）。

古人所發明的技術，特別是農業與畜牧業，與其分布的地區有很大關係。比如説農業，兩河流域率先種小麥，中原地區的華夏人率先種小米，華南與中南半島的百越人率先種水稻，中美洲人率先種玉米，南美洲人最先種馬鈴薯。這些都是因爲他們生活的地區存在這些可種植的物種之故。

同樣，要提高種植的產量以前靠雜交技術，但如果沒有原材料，再好的技術也不過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原材料的來源同樣高度依靠地區與一些運氣。現代的袁隆平之所以能雜交出高產水稻，就是因爲他在海南島找到高產的野生品種。因此，古代優良品種占城稻不出現在中國是很正常不過的事。占城稻也不產生在占城，它原產孟加拉國與緬甸之交的地區，占城人引入再傳到中國。這與那個地區的文化是高還是低以及人種優劣都沒有太大直接關係。

小米長期是中國人的主食，中原地區大概到13世紀還是以小米爲主。按照現在的口味標準（古人可能也差不多），小米的口感不如小麥與水稻，產量也不如水稻高（特別宋朝引入占城稻以後），於是不再成為第一主食（但現在在中國北方、印度與西非還有相當大的食用人群）。但這是否就意味中國「技不如人」？讀者自可判斷。

所謂的「内亞輸出論」

同樣，馴化動物也與地理位置高度相關。比如馬，原生於歐亞大草原，自然是歐亞大草原的民族更有機會率先馴化馬匹。你不能指望沒有野生馬的南美人能馴化馬。

比如，又有質疑「梁武帝整個國庫，竟然不夠購買一隻中亞的薩珊系玻璃碗」，從而得出結論：東亞技術層面的落伍，也以此作爲「内亞輸出論」的證據之一。

中國在玻璃技術上確實較爲落後。雖然從周朝開始，中國也能製造（不甚透明的）玻璃，但中國古代玻璃的用途只限於飾物。可是，觀乎外國的玻璃用途，在用玻璃製作透鏡（14世紀）等「非透明玻璃不可」的器物出現前，玻璃的用途也只限於容器與飾物。在中國，陶瓷工藝同樣足以製作容器。中亞的玻璃容器之所以貴，完全是因為它屬於奢侈品之故，而不是因爲中國當時「非要玻璃容器不可」。把中國玻璃不如波斯作爲證明中國比波斯落後的證據（之一），是否能站得住腳，讀者也自有公論。

這種觀點也常常強調「中國軍事技術的西來」，並把這些引進的軍事技術都歸功在「内亞」。不得不說，同一作者的「内亞」概念經常在變，有時指「長城和阿爾泰山以西的中國穆斯林地區，即新疆行政區的大部分；繼承前蘇聯的中亞各共和國；高加索地區；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呼羅珊地區。」如果嚴格依照以上定義，在以上提到的玻璃例子，薩珊波斯顯然屬於與「内亞」不同的文明（呼羅珊在伊朗東北部，薩珊波斯中心地區是伊朗西南部）。

追溯玻璃的發源地在美索不達米亞，更不可能被歸在「内亞」。在另一篇文章中說到成吉思汗「侵略」内亞，看來「内亞」也不包括蒙古；但同時「北方草原上的回鹘人」又被他視爲「内亞」的代表。似乎真要滿足作者對所謂「内亞」描述，必須把地理範圍擴展到東起滿洲，西到多瑙河畔（即歐亞大草原），甚至南到波斯灣的廣大地區不可，問題是這麽廣大而且異質的地區，真的存在單一的「内亞秩序」嗎？

若按照「狹義」内亞，作者所謂「從内亞傳過來」的軍事技術，大部分都不原產於「内亞」，「內亞」最多算是傳播途徑。比如，馬拉戰車（chariot）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最早的騎射技術（mounted archery），起源於亞述帝國；極大提高騎射能力的馬鐙，其雛形起源印度，現存最早的雙腳馬鐙實物還出土於中國。

被忽略的中國軍事成就

至於作者說「有了火砲騎兵，才有明清」，其實最早的火藥與火器都出現在中國，11世紀中期宋朝的《武經總要》中就有火藥的配方，北宋末年，宋人已經有使用爆炸型火器「霹靂炮」的實例。（其實，中國外來技術的傳播途徑也不只內亞，「海上絲綢之路」與「西南絲綢之路」都在技術傳播上發揮重要作用，比如占城稻就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播的。）中國軍事上有很多成就都被作者忽視了。

以「正宗」的漢人朝代，秦漢、宋、明等為基礎討論，秦朝對匈奴有優勢；漢朝最終攻滅了匈奴；宋朝是抵抗蒙古擴張的硬骨頭之一；明朝對北元、蒙古與中國東北地區（滿洲）都長期擁有武力優勢。漢人除了發明火器之外，還發明了衆多軍事技術，包括火器時代前最強力的遠距離武器弩，多層皮甲與頭盔等，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軍事思想更到今天還有實用價值。

説白了，古代技術都在不斷的改進與交融，沒有哪個技術能完全歸功於一個人、一個國家或某一地區。各種文明彼此流通交融，才造就這些技術逐漸進步。古代中外每次大規模交流事件都能造就一批新技術改良，這正是技術進步的一種模式。

更何況，軍事只是文化的一個方面，武力強弱，豈能代表文明高低？斯巴達打敗雅典，馬其頓打敗希臘，野蠻人滅了羅馬，有誰會認爲前者都比後者文明程度高？一些武功輝煌一時的民族和國家，到頭來連文字記錄也寥寥，還必須依靠考古發掘出一兩塊碑文才能研究其歷史。他們的文明程度真比留下渺如煙海的文獻的民族要高？

研究歷史的人多少肩負一定的社會責任。在現在講求「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將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的年代 ，歷史的論述能很大程度影響現實生活，歷史學者的責任還相當不小。中國歷史地理的奠基人譚其驤先生強調「學術之趨向可變，求是之精神不可變」。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學者，有必要把歷史如實地寫出來，並予以恰如其分的分析。

何為恰如其分？像胡適之先生所言「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很多時候，學者爲了敍述完整的需要，在證據基礎上不得不加上一些雖然合理，但缺乏事實支持的推論，還務必令讀者明白，這只是一種推斷。總之，對被誇大的歷史，要進行糾正，但矯正的目的是為了還原，而不是貶低。這才是值得稱許的態度。

※作者為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