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6日，《中國經濟：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東西》一書的作者葛藝豪接受了《紐約時報》採訪，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的前景時，他表示：下次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了：習近平究竟是一個忠實的經濟改革者，還是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

如今，一年半過去，可能不僅葛藝豪，而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問題觀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習近平確實「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更對個人集權感興趣，而這也就預示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相當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煩惱

為什麼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如此感興趣？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成功的煩惱。

自所謂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場成分提供經濟增量，一方面則通過政府管制、要素價格扭曲等方式，系統地攫取私有部門的經濟成果，以維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改造強化社會控制體系，以支援政權存續。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對於此一成功，中共並不是沒有付出相應的對價。市場化首先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價值真空；市場化也基本摧毀了單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廣泛的人員流動，體制隨之失去了針對民眾個體的直接控制手段，成為了一種外在、異己的存在；此外，市場化還促成了自為的經濟和生活空間，民間自我價值和認同開始形成。換言之，毛時代體制對社會的深入滲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種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會力量處於利益被黨國體制系統地攫取、權利被系統地壓制的狀態，與中共既有體制具有與生俱來的對立一面，因此，既有的專政體制與新興社會力量的關係，始終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為核心的一組矛盾。如何壓制、消化新興社會力量的挑戰，也就成為黨國體制最為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的興趣，並非僅僅是個人偏好的產物，而更多是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維持體制存續的需要。

習近平的新時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開始明顯化，剛性維穩手段與日俱增。習近平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接班人，進入到中共最高領導層，2008年奧運會，習近平作為奧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其直接領導的奧運安保工作，已經具有了高度動員、不留死角的風格，並成為此後各項重大活動的標準範本。也因此，從胡錦濤到習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這一點上，是相當平滑的過渡。

但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相比胡錦濤時代，卻給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覺，且每況愈下。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胡錦濤被公認弱勢，受江澤民的餘威籠罩，胡錦濤從未具有充分的權威，習近平則通過反腐迅速個人集權，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權威；

其次，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堅決的態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敢於亮劍」、「刀把子要掌握在黨的手裡」、「底線思維」、「竟無一人是男兒」....均透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寒意；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並不像剛性維穩那樣處於見招拆招的被動態勢。幾年下來，習近平的思路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試圖通過對體制的一元化整頓，提升體制效能，進而實現對社會空間的管控和對新興社會力量的持續壓制。事實上，這一思路事實上早就被寫入習近平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表述為「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近期更被修入了黨章。

個人權威和鮮明的態度，與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結合，不僅會鞭策強力部門在執行時更加堅決和主動，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間，不僅傳達出一種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種全面的窒息感，這正是習近平新時代的基本面相。

在過去的5年裡，習近平新時代的窒息面相已經展露無疑，一方面，是體制一律，清除任何異己聲音，從「七不講」到「央視姓黨」再到「不許吃飯砸鍋」，脈絡非常清晰。就在日前，習近平在接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時，又公然說：「教育就是要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觀者和反對派」。

中國體制內群體包含公務員、事業單位（教育、科研、醫療衛生、媒體等等），以及國有／公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近一億人之多。因是之故，大陸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法學家等等，其實都屬於體制內，通過收緊體制約束，強化一律，中國自由化的動能，相當部分也就隨之消失。

一方面，是嚴厲壓制社會異動，持續清除異己分子。中共有所謂黑五類的提法，包括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網絡領袖、地下宗教、弱勢群體（訪民），從習上台以來的趨勢不難看出，體制是以劉瑜所說的「垃圾處理」的方式，從「清網行動」到「709律師劫」，體制將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當下的社會生活，等待他們的不外出國、進去（監獄）或自我消聲這三條出路，而最後輸出的效果卻都是一樣的。

官員奴化、體制內馴化、體制外可見的反對消失，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這樣的窒息面相。

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令人窒息的面相。（湯森路透）

新時代的局限

不過，習近平的新時代的窒息面相背後，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煩惱，中共作為市場化的最大贏家，中共體制內群體也從中獲得了最大化的個人利益，那麼，很難設想中共會逆轉市場化，相反，習近平一直強調的「四個自信」中，就內在地包含了丁學良所說的「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這一內容。

沒有市場化成分所持續提供的經濟成果，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想像中共會逆轉市場化、放棄私有部門的活力，跟想像中共會主動自由化政改一樣荒謬。英國《經濟學家》的文章也認為，「恐懼習近平會不利於私有企業是言過其實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場化依舊存續，那麼，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將繼續。黨國體制對於社會大眾來說就仍舊是外在、異己的存在，並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論者如裴敏欣也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存在悖論 。在裴敏欣看來，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缺乏基本的說服力、大多數民眾在經濟上獨立於體制（私有部門經濟比例已達到60%，就業人數更是遠超過這個比例），且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與黨國體制並沒有什麼交集，這就導致了，儘管習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黨國體制中最有權力的黨魁，但他想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能力，卻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時代不是終點

大體上，我認為裴敏欣的上述判斷是成立的。習近平不可能逆轉市場化，也就難以避免上訴侷限。憑藉暴力、組織和資源，黨國體制固然能夠成功地壓制社會，同時持續消解新興社會力量，但實際上只能是壓制有餘，形塑無力。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國政治的核心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只是被推遲或暫時凍結了。

這樣的推遲或凍結，純粹建立在體制的資源吸取能力、組織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簡單粗暴的背後也就隱藏著根本的脆性，習近平的個人集權更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性，或許並不存在可見的反抗，但內在的張力和撕裂勢必擴大，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樣的情勢逆轉，習近平的新時代就將遭遇真正的考驗。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增速放緩、債務比例持續攀升、人口紅利失去，創新受到制度抑制等諸多症狀，習近平對政治控制的偏好，只會加劇這些症狀，指向總體危機的爆發，因此，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這一個讓人窒息的新時代，並不是終點。而是開始。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