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政黨或者社運組織，有把入過獄的人推出來選舉的傾向，原因除卻為補償入獄者外， 也有認為入獄的紀錄對選舉有幫助。不管是因為社運而入獄，還是受政治迫害，司法不公， 不少人相信從事社運而入獄，可以解讀成為社會或公義而犧牲，而引發選民的認同，因正義感或同情心而投票。

雖然沒有很嚴謹的統計，但從香港過去選舉的過程，都可以看到同情心發揮的作用，例如 2016 年的朱凱迪爆出受到暴力與死亡威脅的新聞，結果他也成為了新界西選區的票王。

說香港有同情心這點，對台灣人來說可能有點突兀，畢竟台灣人傳統印象中的香港人， 絕對不會覺得他們很有人情味，不過這只是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人情味極重的地方。

香港本土沒有國共在背後策動的社會運動，淵源可說是難民的同理心，在6、70年代，中國還在文革和貧窮的時代，不少中國人偷渡來香港並取得國籍，他們在香港安頓好，能夠吃飽後，也會從香港把糧食（例如餅乾）拿去接濟在中國的親朋好友。

而在7、80年代， 香港社會因為公屋普及，出口繁榮而走向富裕時，這種同情心就走向了更大的層次，在80年代香港的黃金時代，香港人願意響應對非洲兒童的籌款。80年代末的六四事件，對於被北京政府攻擊的非武裝人員感到同情而予以協助，但去到90年代初的華東水災，香港又願意倒過來籌款幫助華東的災民。去到90年代沒甚麼條件的支持希望工程， 直至2000年之後， 明明中國變得富裕起來， 但是有天災的時候香港還是會捐款。

這點也帶了近年，例如反高鐵運動，其中一個重心放在被迫遷拆的菜園村，而雨傘革命的觸發點，就是香港政府對學生運動的打壓引爆了激烈反抗。可見，能有效帶動香港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是「同情心」， 而不是「命運自主」，社運人士與政界也很熟悉這一點， 所以只要有機會博取同情，就一定會鋪張起來，甚至將博取同情作為整個社運的基調和主要目標，這是香港社運很常講求「道德感召」的原因，所謂道德感召，有很大程度就是指「無償為社會令出損失引起大眾的同情」。

這個同情心政治，從10年前開始逐漸有衰落的現象，香港人對於捐助中國的天災，開始大幅減少，甚至感到反感。畢竟一方面說中國的經濟非常發達，中國非常富裕，然後傳媒和政府不斷吹奏香港沒了中國就不行時，中國的天災還需要香港去救濟，就變得莫名其妙。香港的居住環境惡化，產業衰頹，以及市民權利不斷受到威脅，使香港人開始變得人人自危，也就是說，香港已經不再遊刃有餘。

香港慢慢對過去建基於同情心的政治產生疑問，當中港有衝突時，香港人總會質疑，過去對中國的捐助是否做錯了甚麼事。香港人不斷對政治投予同情心的時候，得回的卻是香港的情況日漸惡化，這並不是單單指經濟上的惡化或產業的蕭條，而是市民權利受到威脅，普選承諾被背信，一直所相信的法治也走向動搖。

香港人所謂的「核心價值」，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同情心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當越來越多人感到自己也需要保護時，這種同情心也有了很大的破口，因為受害者已經太多，被抓進去關的社運人士數量不斷破頂，在太頻繁而且量太多之下，同情心也開始變得稀薄枯歇，投入在同情心中的支持和錢，看起來都像改變不了事情的無底深潭。「受迫害」是否還能贏取同情，這開始成為一個問號。

基於光環與同情心是否還能有效，已很難說，雖然他必然會存在；但是影響力已相對消弱， 保護自身的立場與利益，漸漸成為了新的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