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曉明在拍攝的是她的新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影片背景有著這樣一段歷史：1957到1960年，2000多名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被放逐到甘肅夾邊溝勞改農場，在零下2、30度的荒漠中強制勞動。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凍餓而死，最後存活的不足600人。

人們相互揭發彼此的怨言和懶惰，也用樹枝從彼此的肛門裡摳出因缺乏營養而結塊的糞便。他們約好死了就相互掩埋，也吃過別人的屍體，卻沒有人能夠反抗－說是麻木都過於簡單以致不公道了，系統性的話語、思想和體力的剝奪，讓人失去任何反抗的可能－50多年後，活著的人回到這裡，想要追尋死去同伴的骸骨和姓名，將他們的骸骨拾起埋葬，以他們的姓名立一座碑，但事情當然不會那麼順利，剛樹立的石碑幾天後就被砸毀，埋下的骸骨被挖出來拋回荒野。

艾曉明為這部片子已經工作一年半多了，剛完成的粗剪共5集，時間長達6個多小時。儘管她的許多朋友看了粗剪版本已經震撼不已，但她覺得還不夠好，她想等一場雪，一場大雪，好作為空鏡剪進片子裡，讓觀眾能稍稍體會主人公們當年的刺骨嚴寒。

一入隆冬，艾曉明就在武漢家中天天盯著甘肅天氣預報，當她終於等到這場大雪，她立即通知我買第二天的機票到甘肅與她會合。

我們每天除了睡覺和在車上的時間，就是拍外景。甘肅大漠上的風總是狂妄地吹，風掠過的皮膚都會變成冰的溫度。低溫從我裸露的太陽穴和額頭向內傳導，我開始頭疼腦脹，恨不得能把自己的頭顱從脖子上拿下來。艾曉明在遠處拍攝，她的手和頭完全曝露在風中，我不知道她是怎麼能忍受的。

我路過一個荒漠上的土丘，就產生一種想趴上去的衝動，因為那看來是荒漠中唯一能擋點風的辦法。在《夾邊溝祭事》的粗剪版本中，有一個人在冷風中哀嚎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別人在一個土丘上發現了他的屍體，我現在理解了他的位置選擇。

太陽傍晚6點下山，大漠上6點半就伸手不見五指，6點45分要是還沒有回到車裡，全身不管穿了多少衣服，我都覺得像赤裸一樣，寒氣已穿透羽絨服和毛衣，6點50分，我連自己的皮肉都感覺不到，彷彿成了骷髏，冽風就削在骨骼上。我衝進車裡暖和了10分鐘才開始恢復思維能力－原來「寒風刺骨」是這個意思－當年夾邊溝的人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

其實如果不是上次去她的武漢家中採訪後，我這三個月來不斷求艾曉明讓我陪她拍一次片子，她是不應該帶我來當助手的。艾曉明每次出門拍攝要帶助手，是因為以她的年紀，她已經無法一直扛著沉重的設備，而且隨著她對自己作品的畫面要求升高，她現在出門要帶兩台拍攝機器，一台攝影機、一台單眼反光相機、不同鏡頭、三腳架、還有一盞打光燈。

然而我不是一個好的負重助手，我身材消瘦，平時也不運動。艾曉明因此不得不自己多承擔一些負重，我也儘量承擔比平時的上限多一點的重量。我本來打算在拍攝途中還能跟她聊一些問題，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在嚴寒中根本沒有心情和體力做採訪。

這趟拍攝結束後，我對艾曉明說，我的感觸就是自己以後絕對不往紀錄片方向發展。艾曉明笑著，循著她多年當老師的思維說：「人家都說參與式教學，不能第一次就參與得太狠，不然學生覺得太苦，以後都不想幹了。」

除了體力，艾曉明的身體其他方面也開始跟不上緊張的拍攝，她抱怨自己開始老花，看不清取景框裡的圖像對焦沒有，她自嘲要是不戴老花眼鏡就像個瞎子在拍攝。但在嚴寒裡，老花鏡片貼在她的眼睛和取景框之間幾秒鐘就滿是霧氣。

我們在甘肅拍攝5天之後，艾曉明接到一通家裡打來的電話，她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事。果然，家人告訴她，父親又把自己的鼻胃管弄掉了，這意味著她得馬上趕回武漢，帶父親去醫院重新插管。艾曉明糾結起來，由於90多歲的父親不能自理，她的外出拍攝時間一直極為稀缺，每一次都要等父親情況穩定、家裡的看護工作得力，她才能見縫插針地出差幾天。

艾曉明作出決定，還是按原計畫完成這趟拍攝，她請家人嘗試為父親餵食幾天。父親因吞咽障礙而常年鼻餵，但一直對食物再進入口腔有著渴望。三天後，當我們終於結束工作奔上歸途，她的父親已經因食物嗆進肺部又開始發燒。

2012年從中山大學退休以後，艾曉明常用三個身分描述自己：女兒、家庭主婦、紀錄片工作者。這基本構成了她在武漢家中的日常：一天多次去看看房裡的父親，他精神好時陪他坐坐說說話，雖然他大多數時候都在臥床睡覺；跟請來的阿姨溝通老人家的照料，吃得少了要煮得更稀，天氣涼了多加一床被子；其餘時間艾曉明就在臥室裡剪片子。這還算好的，如果父親發燒住院，她就得每天坐一、兩個小時公車去照料，能工作的時間所剩無幾。

《夾邊溝祭事》裡的右派老人們，比艾曉明的父親小不了幾歲，他們的子女也跟她一樣，有著黑五類的青春期。我問艾曉明在剪片子時會不會想起自己的少年經歷，她糾正我的刻板想像說，製作紀錄片跟學者做研究一樣，憑藉的是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而不是感懷身世。

然而艾曉明後來又說起，有幾次她與受訪者一起通看全片時，她會覺得喘不過氣來。她最感到壓抑的時刻是，當倖存者突然表白：我不反黨，我愛黨，我只是對某一件具體的事情不同意，我只是不同意這個具體事情的做法。或者當受害者的子女說：我們現在的生活挺好的，我們不想再談這件事。

「我非常清楚這種話只是面具。」艾曉明說，老人或他的子女說出這話時並不是故意在說謊，而是人們已經習慣了不敢也不去思考這種危險的問題。這種狀態，對於她這種經歷過毛時代的人，太過熟悉。她看著自己的受訪者連同他們的子女仍承受著恐懼的脅迫，艾曉明說：「這說明那個時代從來沒有過去。」

我問艾曉明，她以前熱衷的都是抗爭運動相關的題材，為什麼這次選擇了一個歷史課題？她回答說，這不是「闔上了的歷史」，有人想建碑，有人在砸碑，這就是一場正在發生的運動－祭奠，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這提醒了我，艾曉明在近幾年拍的一個又一個短片：2010年，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11年，她採訪了劉霞；2011年，她拍攝譚作人案開庭，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5年；同年，她拍攝田喜的愛滋維權案開庭，田喜故意毀壞財物罪成立，判刑1年；又同年，她拍攝王荔蕻開庭，王荔蕻尋釁滋事罪成立，判刑9個月；2014年，她拍攝許志永的新公民運動案開庭，許志永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成立，判刑4年；2016年，維權律師709案，顛覆國家政權罪，她採訪了原珊珊的一年經歷。每一條短片，都像一場祭事，記敘一個陷入寒冬的運動。

在我的祖國

只有你還沒有讀過我的詩　

只有你未曾愛過我

當你知道我葬身何處

請選擇最美麗的春天走最光明的道路

來向我認錯

2014年清明節的後一天，經歷重重阻截之後，艾曉明第一次到達夾邊溝林場門口，但還是被兩排穿著迷彩服的年輕男人攔住去路。乾燥的土路直直地向前延伸，她卻無法再向前走一步。在這場無法完成的祭奠中，她面對前方的道路，以及面無表情的年輕人，朗誦了俞心樵的這首《墓誌銘》。

剪片子的時候，她猶豫了一下，沒有把自己念詩的這段剪進去。「一部紀錄片能做的很少。」她說，隨著身邊的運動者一個個被打壓，也隨著她自身的邊緣化，越到後來，她就越傾向於把自己放在鏡頭之外，留給公眾更多認知和思考的空間。

艾曉明說，自己現在是「困獸猶鬥」，她解釋道：「就是被圍困的野獸依然還在戰鬥。」她正被年齡和體力圍困，被政治壓力圍困，也被家庭的義務圍困。

※作者長期關注中國人權現狀，帶領讀者直擊中國女性與司法抗爭、展開公民覺醒的漫長征途，其文章多次榮獲「人權新聞獎」，並於2017年獲得亞洲最高新聞獎項─「卓越新聞獎」肯定。

◎本文摘錄自《她們的征途：直擊、迂迴與衝撞，中國女性的公民覺醒之路》第11章－祭事。八旗文化出版。/全書以2008年《零八憲章》發布的時間點為分界，上部描寫書中女性人物與中國內部社會運動的緊密連結，下部描述她們的命運因陷入掙扎所做出的應對和成長。/本書為報導文學體裁，人物參與的事件有「八九學運」、「四一六運動」、「太陽花運動」、「茉莉花運動」、「雨傘革命」、「七零九大抓捕」等，時空背景橫跨兩岸三地近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