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韓國有一場特別的文化活動，為古代朝鮮半島文人崔致遠而召開的出版紀念會和學術研討會。這位古代學者的文集，首次在韓國出版了現代的韓文譯注本，而譯者正是崔致遠的後人，韓國前文化部長官崔光植。

崔致遠，是朝鮮半島統一新羅末期著名的學人，也被認為是朝鮮半島上漢字文學與儒宗的鼻祖。他12歲就離家前往唐帝國的長安留學，進入國子監研習儒術。他的父親囑咐他：「十年不第，勿謂吾兒」。西元874年，他正好18歲，應考唐帝國專門為留學生舉辦的科舉項目，一舉登等「賓貢進士」，春風得意於中土，成為新羅國在唐帝國科舉及第的58位文人之一。

可是，來自異國的新移民崔致遠，為官之路幾經波折，也因而在求職的顛簸路途上，留下了這樣的詩句：「不是不知歸去好，只緣歸去又家貧」（《途中作》）；「海內誰憐海外人，問津何處是通津。本求食祿非求利，只為榮親不為身」（《陳情上太尉》）。直到進入高駢淮南幕府，他因撰稿《檄黃巢書》而顯露頭角，才獲得高駢舉薦，被朝廷賜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的憲銜（正職外的虛銜）。

離家16年，崔致遠終於以大唐「國信使」的身份，如願衣錦還鄉。而歸國多年後，當他從新羅國使節的身份前往唐帝國，卻目睹了唐帝國晚期戰亂後的破敗景象，於是在返國途中，寫下一首抒發感懷的漢詩《泛海》：「掛席浮滄海，長風萬里通。乘槎思漢使，採藥憶秦童。日月無何外，乾坤太極中。蓬萊看咫尺，吾且訪仙翁。」

東亞再度回到「中華秩序」？

崔致遠該沒想過，2013年6月，韓國總統朴瑾惠訪問中國，習近平與其進行首腦會談時，還會引用他的詩句「掛席浮滄海，長風萬里通」。習近平並特地為朴瑾惠解說了這句詩的意思：「乘船行駛在藍藍的大海上，習習的海風通向了萬里之外」。

當年唐帝國的「賓貢進士」，晚年豁然省悟「至道離文字，原來是目前」的漢字詩人，一千多年之後，成為了象徵「韓中深厚情誼」、「韓中傳統文化交流」，與「吹向萬里之外的習風」的符碼。

習近平會三度在與韓國相關的場合提及崔致遠，當然是明暸他在朝鮮半島歷史上的特殊位置。他是引入漢字文化圈華夏文明的文化先驅，也是第一位登錄在朝鮮半島文廟的儒家文人。對當代的中國，崔致遠是朝鮮半島歷史上「慕華意識」的代表人物。

但按照韓國媒體的解讀，習近平詮釋崔致遠詩文的方式，可說是攜帶著「東亞應該再度回到中華秩序」的潛台詞。崔致遠與他所象徵的韓國，成為習近平用以將「中國夢」擴展為「亞洲夢」的橋樑。

習近平的潛台詞，在韓國並不乏熱烈的回應。韓國的「天朝主義左派」，就一向主張韓國要積極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中華秩序」。對這些韓國的「天朝主義左派」人士，這不但是韓國藉以反擊美帝霸權，尋求「脫美入亞」的契機，尚可進一步拆解「分斷體制」，為推進朝鮮半島統一進程提供必要的外在條件。

藉由參與「中華秩序」以推動朝鮮半島的「統一」，這樣的地緣政治想像，乍看之下，似乎正重複著朝鮮半島的歷史前例。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新羅、高句麗、百濟）時代，新羅明確地以唐帝國的藩國自居，配合大唐的帝國擴張計劃，征伐高句麗和百濟，讓唐帝國取得遼東地帶的統治權，而新羅也得以據有朝鮮半島的領土。

這段歷史，看來為主張「重新加入中華秩序」的韓國「天朝主義左派」，提供了有強大歷史效力的範例：沒有明確地以承認「中華秩序」為政治前提，朝鮮半島就將難以實現「統一」。「反美帝的中華型帝國主義」，成了朝鮮統一的支持命題。

薩德危機顯示「中華秩序」究為何物

韓國「回歸中華秩序」的地緣政治想像，在韓國內部，無形中確實引導著朴瑾惠政權近年來的對外政策。（有韓國民眾上街抗議美國在韓國建置的薩德系統。圖：路透社）

為著期待中國能逼迫朝鮮放棄核武計劃，朴瑾惠對中南海可謂百依百順。2015年，韓中的合作關係到達了1992年雙方建交以來的頂點。朴瑾惠不僅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不顧美國勸阻，高調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更無懼國際輿論非議，親自參加9月3日的中國大閱兵，登上天安門城樓，與習近平並肩檢閱閱兵式，而與中國過往有「血盟關係」的北韓，卻只有金正恩的代表出席，而且只能在一旁坐冷板凳。

不過，朴瑾惠「一面倒」的「親華」政策姿態，顯然並未帶來預期的成效。2016年1月6日，朝鮮進行測試氫彈的核武試驗，不但震懾了首爾，也讓中南海顏面盡失。韓國外長去電中國外長王毅，但王毅不接電話；朴槿惠親自打電話給習近平，同樣地，習近平也不接電話。

韓國權力集團萌生著憤怒與無奈交雜的情緒，開始考慮美國的提議，在韓國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簡稱薩德系統，THAAD）。今年（2016年）7月8日，南海仲裁案結果出爐前四天，美韓正式宣佈部署薩德系統，韓中關係瞬間跌入冰點。中南海開始以強權作風來告訴韓國，「後韜光養晦時代」的「中華秩序」究為何物。

中南海表明，不接受朝鮮擁有核武，不支持朝鮮進行導彈試射，但也明確反對在韓國佈署薩德系統。在中南海看來，薩德可用以監視中國的軍事活動，降低中國對美國的核報復能力，對「區域戰略平衡」造成破壞，不利於中國對美國的「大國博弈」。

以薩德危機掩蓋南海的失敗

對中南海而言，薩德危機在7月爆發，或許一時像是所能想到的最壞時機，但很快地，中南海已經察覺，這是一條救生艇。

7月中，中南海正為南海仲裁案帶來的外交失敗而奔走各國，試圖阻遏反對中國立場的聲音，在南海議題上降溫。但同時，在外交舞台與媒體輿論上，中國對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卻迅速大幅升高壓迫態勢。

首先，在外交作為上，7月24日，王毅在東協外長會議嚴詞告誡韓國外長，韓國沒有別的選擇，必須立即取消部署薩德的決議。8月3日，朝鮮再度試射導彈，中南海在安理會討論譴責朝鮮的聲明時，以主張不得在東北亞部署新反導系統為理由，實質阻止了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譴責聲明，對制裁朝鮮表現出軟化立場。

在輿論攻勢上，人民日報於7月下旬，一週內刊登了兩篇來自韓國的「薩德反對論」評論，其中一位作者是盧武鉉政權時期的青瓦台秘書官。接著，人民日報順勢直接對朴槿惠實施點名批判。8月9日，韓國共同民主黨的6名議員，更是在一片質疑聲中，到達北京展開為期3天的訪問，並就反對部署薩德的議題，與中國專家舉辦座談會。

相對於在南海議題上困窘的「不戰不和」局面，中南海對薩德危機擁有不少政策工具，而展現「帝國威儀」的戰術邏輯，也一貫而清晰：盡可能地快速繁殖韓國內部的「薩德反對論」，擴大韓國「親中派」與「疑中派」的衝突，並選擇在適當的時機，以適當的手段採取報復措施，透過實際行動來鼓動韓國國內的反對論，撕裂韓國的內部團結，重建「中華秩序」的主導優勢。

可以說，中南海正是為著避開複雜多端的南海議題，而選擇在薩德危機上進行「聲色俱厲」的政治演出，巧妙發揮了掩蓋、轉移在南海議題上的失敗的「危機管理」作用。

韓國「中等強國」國策的瓦解

儘管如此，中南海在韓國重新佈置「中華秩序」的手法，不無短期利多與長期損害並呈的問題。

中國內部的軍備管控專家其實也明白，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實際上並未撼動中國的核報復能力，不足以對中國的國家利益形成真實的威脅。中國只要透過增加核武數量和提升核武能力，就可輕易重建所謂的「區域戰略平衡」，更別說，在常態的軍備管控實務中，中國還存在著與韓國協商更換薩德系統的雷達組件的選項。

但中南海的決斷，卻是罔顧主權國家地位平等的現代國際體系規範，將韓國基於國防自衛的決定直接定位為「美國利益的代理人」，然後要求韓國以撤除薩德系統來證明自身具備了徹底從屬於「中華秩序」的「正確義利觀」。

中南海單方面強加實施「正確義利觀」和「中華秩序」的結果，已造成韓國權力集團內部，對鑄造韓國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的主流共識頻臨瓦解邊緣。韓國的「中等強國」策略，預設了中美兩國在競合關係中塑造國際秩序的世界局勢，從而讓韓國得以在中美之間發揮平衡作用，藉此爭取最大的國家利益。然而，中南海的外交作為已經顯明，此種「中等強國」策略，在「中華秩序」中沒有立足之地。

對此刻的韓國，中南海的薩德危機對策，簡直宛如青年袁世凱的更新版本：只要有著「駐紮朝鮮總理交涉事宜」的頭銜，就可用攝政王的姿態，隨時出入朝鮮王庭，對著朝鮮國王高宗宣達天朝上國的指令。這點，也構成了韓國媒體為何會在薩德危機後湧現各種對「中華秩序」的天朝主義批判的基本緣由。

「中華秩序」，自古以來就蘊含著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華夏中心主義」視野。在這種「華夏中心主義」之下，華夏人因此就很難接受，何以韓國的知識份子會認為，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和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其實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就此來說，環球時報的社評，對韓國媒體上關於「中華秩序」的批判論點，只能回覆「韓媒說的這番話，中國人幾乎聽不懂」，是毫不讓人奇怪的。華夏人不是真的聽不懂，而是只能裝作聽不懂。

「中華秩序」在南海與東海的雙重失敗

長期而言，中南海的外交作為，將在朝鮮半島上，更徹底地曝露出當代中國在「重建中華秩序」面臨的難題。至少以目前而言，中南海無法有效抑制朝鮮的核武計劃，就已經再現著唐帝國在營造「中華秩序」上的失敗經驗。而且，即便韓國撤除薩德系統，恢復的也不是兩國的關係，而是中南海的「面子」與「威儀」。

任何人只要認真思維，就不難發現：中南海今日之所以無法制裁朝鮮，問題之一難道不正來自朝鮮的「主體思想」中對「事大主義」的一貫排斥？來自朝鮮對「中華秩序」的微妙抗拒？

倒過來說，中國不對朝鮮實施有實質影響的制裁措施，也反映了與唐帝國類似的帝國邏輯。

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唐帝國對「東夷」的經綸術，其實一直是典型的「分而治之」帝國策略。唐帝國對新羅打算征伐高句麗和百濟，謀求「統一王朝」的企圖，從開始到結尾，都抱持著懷疑與阻擋的態度。唐帝國雖然與新羅合作，以軍事方式消滅了高句麗和百濟，但基本的規劃，原本乃是要在當地扶持服膺「華夏禮樂政教」的「中華型政權」，保持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之間勢力均衡的「分斷體制」。

如果這才是唐帝國眼中真實的「中華秩序」，那麼，為什麼唐帝國的策略作為到頭來會讓新羅完成朝鮮半島的「統一」？關鍵其實在於：就像美國試圖在伊拉克建立「民主政體」的「建國計劃」淪為一場空，唐帝國要在朝鮮半島扶持「中華型政權」的計劃，也遭遇了相同程度的地方反抗，無法順遂執行。

換言之，在朝鮮半島的歷史上，「中華秩序」與「朝鮮統一」的真實關聯，遠比表面來得複雜許多。正是因為唐帝國在擴張「中華秩序」上的失敗（而非成功），才最終使得新羅能夠有機會，違背唐帝國設定的「中華秩序」，而「統一」朝鮮半島。從朝鮮半島「三國時代」的歷史來說，假設「中華秩序」確實有不可抵禦的擴張力量，那麼，「朝鮮統一」在歷史上就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無論如何，將來的史學家必然會記得2016年7月，一個「中華秩序」在南海與東海同時遭遇失敗的特殊歷史時刻。通過「帝國的世界」來代表普世秩序的夢想，早已隨著19世紀的結束而壽終正寢。2016年7月，兩個戲劇化的國際事件，首度向21世紀的東亞，提醒了了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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