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思樂很瘦，身軀薄薄地像是個營養不良的小女孩，一身大學生打扮，棉質襯衫牛仔褲背著個大布包。素樸的少女身形，卻長著極不協調的一張臉：趙思樂的臉型圓中帶方，兩道劍眉下一雙寶光璀璨長方形的大眼睛，美得帶點獷悍之氣。

她最近在台灣出了一本書《她們的征途》，寫的是「中國女性投入社會運動的摸爬滾打」。雖然是報導文學，而且是以「女性社會運動者」的單一角度書寫，但是這本書視野寬闊、觀察細膩深刻、筆觸充滿感染力，重達20萬字；趙思樂寫成的，是一本中國89年後血淚斑斑的民主運動史！

這樣一本鉅作，竟然是出自一個27歲年輕女孩的筆下！

6年看盡中國公民社會悲涼

中研院院士夏志清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裡「發掘」了少女作家張愛玲，進入文學家之林。為什麼張愛玲以「區區20幾歲的少女可以寫下『傳奇』這樣偉大的文學作品」？夏志清說，因為，「作家需要的不一定是知識，而是她的人生的教育」。

那麼，趙思樂的史家手筆也來自她的親身經歷。雖然只有27歲，但是，從21歲參與公民運動開始，六年間，趙思樂看盡了中國公民社會由盛而衰的倉皇悲涼。

我和趙思樂約在台北中山區的咖啡廳，這是台北年輕女孩的集中地。秋日午後，美麗的女孩們熙來攘往地趕著百貨公司週年慶，趙思樂乍看起來和她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年輕、美麗，也許更瘦弱一點。只有她那長方形的大眼睛洩露了她的遭遇：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偶而烏雲被風吹開一絲陽光照進這池深潭，一閃，可以清楚地看見乾淨清澈的水底下的熱情，然後更厚的雲層湧過來，又是不見底的黑暗……。

我的台灣經驗

她告訴我她的「台灣經驗」。趙思樂曾經到台灣當過交換學生，同時替香港媒體「陽光時務」撰稿，「體驗過新聞自由的世界」。在2012年總統大選投票日，她憑藉身材嬌小優勢擠進女特勤身邊，在距離蔡英文臉龐50公分內，舉著小相機拍到蔡英文正走進投票所的近身大頭照，「蔡英文抬起頭，很好奇地看了我的小相機好幾眼」。她當時認識的年紀相仿的台灣朋友，後來，許多都參與了太陽花學生運動。

曾經，趙思樂以為自己也會像太陽花的年輕人一樣，看到自己的理想逐漸實現，所以她和一群朋友們抱持著熱忱投入中國的NGO工作；曾經，21世紀中國的公民社會初見雛形，像初春一點點萌出的綠芽。這些20幾歲的年輕人以為中國的春天就要來了，他們以為自己身處的只是春天來臨前的寒峭。

殊不知，在習近平政府上台後，「中國民主的寒冬真正來了！」趙思樂說。

所有的網路都被管制，無論是社會服務還是議題倡議，獨立NGO通通連根剷除切斷金脈，維權民主人士或被監禁或被迫害。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習近平直接讓他「關到死」。

講到這個，趙思樂那潭深不見底的黑眼珠劇烈地開始抖起來，她告訴我，就在我們談話此時此刻，她的一個朋友甄江華剛剛被抓了，因為他做了一個維權網站，他們估計甄江華會被判5年。

我們如何「練習活過」習近平的捕殺

「我真正沒辦法接受的是，」趙思樂看著我，這是她的「台灣經驗」，如今卻為她帶來無限的痛苦：「我在台灣的朋友們，現在有的已經在立法院工作、有的準備去選舉，甚至有人組黨了！可是我和我的伙伴們—」

她抖著聲音說：「他們躲在非常偏僻艱苦的深山裡工作——」聲音一頓，然後衝口而出：「還要整天被警察煩！」

趙思樂細細告訴我她和她的伙伴們，現在是如何面對習近平的全面捕殺：「他們每天吃一樣的東西、穿一樣的衣服，完全不娛樂，消費降到最低。睡在地板墊上，練習不關燈睡覺，有時候把自己關在一個房間一個星期，看看自己會不會發瘋……。」

他們在練習坐牢的生活。

「他們都在糾結自己要不要繼續過這種生活。」講著講著，趙思樂的聲音低下來。

20幾歲如花般的年紀，趙思樂的面容看起來卻已經像個絕望的老人；曾經，她也充滿熱情理想，想要把自己的青春都奉獻給國家。

趙思樂的父母是在廣州工作的工程師，所以她從小在廣州市長大，看的是香港電視台的節目，過的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生活。在距離北京遙遠的南方富裕城市，她從來沒有感受到「政治控制」。甚至於，因為她香港電視節目看多了，非常仰慕在電視裡評論時事的台灣名嘴李敖與陳文茜，所以趙思樂從小的志向，就是「成為電視裡那個可以說話的人」。

大學念金融工程的趙思樂，後來跑去修新聞寫作的課程想當記者，因為她覺得「記者是比較能成為名嘴」的工作。不過，人生是難以預料的，趙思樂為了替新聞寫作課程作業找素材，寫了一篇「南京市民抗議政府移除梧桐樹」的報導，並且仿照當年微博流行的圖文直播。這篇報導被轉發了數十次，引來當時剛剛興起的中國公民運動「推特黨」的關注，他們私下找她「見面聊聊」。就這樣，在趙思樂「還沒有找到任何媒體工作」之時，就已經走上了境外媒體的道路。接著，在中國公民運動開始風起雲湧之際，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她又循著這路徑，成為一位社會運動的報導者及NGO工作者。

趙思樂和她的朋友們，這些20幾歲的年輕人以為自己身處的只是春天來臨前的寒峭。殊不知，真正的寒冬就要來了。

2013年，趙思樂到達北京從事女權NGO的工作，她的男友柳建樹（小樹）則投入法律服務NGO的工作。這些工作都有危險性，所以他們倆到北京一個月後就辦了結婚，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安全——在中國一個人一旦被抓，只有家屬能為他委託律師、以及到看守所寄存錢物。結婚之時，趙思樂只有23歲、小樹27歲，兩個人都年輕，又都在極大的安全壓力下，所以婚姻生活爭吵不已，很快就分居又回到了偶而見面約會的男女朋友關係。不過，不多久連這樣的關係也維持不下去了，小樹牽連香港佔中事件而被警察逮捕！

在警察成功清理香港佔中現場後，小樹被釋放，但是小樹的父母卻再也容不下這個媳婦！

高調救夫　卻被公婆要求離婚

趙思樂委屈地說：「小樹（柳建樹）被抓後，我向工作的女權之聲辦理停職，到處奔走請律師、找外媒、發表文章、見官員、聯繫其他被抓者家屬，總之很高調救夫。但是他的父母一直希望我低調，不願得罪政府，他們覺得政府是誤會了小樹……」，講到這裡，趙思樂的聲音突然高了起來：「協商，政府幹嘛跟我們協商，我們是誰啊！」

和小樹的父母多次衝突，結果是，等到小樹被釋放，他的父母動員全家族來勸說小樹離婚。

「我把自己關在一間房裡，他所有的親戚在房間外面跟他說……」，趙思樂小小聲地說：「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只能在那個房間裡……。」

她高調救夫，最後離婚收場。小樹沒事了，趙思樂卻面臨排山倒海的指責和懷疑，「大家說我是想要自我炒作，不是真的想救小樹。」

「還有人用很『台』的方式罵我，說我是『北港香爐』。」她直直看到我的眼睛裡，那個眼神是痛苦，是一個20歲女孩的疑問：為什麼青春和理想是用這種不堪的方式擊打自己？

2014年到15年，也正是習近平政府針對維權律師全面逮捕行動開始，一片風聲鶴唳；就在這個時候，趙思樂遇見了也才離婚半年的異議人士莫之許，兩個都剛剛受傷的人，在最危險的時候結成夫妻。

莫之許比趙思樂大了20多歲，可能是因為這年齡的差距，趙思樂覺得莫之許更能照顧、包容她，成就她。

「比如說，我為了寫這本書，我們躲到海南島一個偏僻的村子寫了兩個月。他每天就煮飯洗衣照顧我寫作。」趙思樂說，她強調：「這對一個已經有自己的生活和朋友圈的男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和一個已經過了自己人生的大半輩子的男人共處，是解脫，也有意想不到的承擔；因為他的人生重量，會比27歲的自己多得太多。

「莫之許是89學運一代，他們那個時候都以為這個政權的垮台是五年十年的事，所以他等了……。他跟我說，他當時要是知道30年後中國是這個樣子，他不會等待，會去經商或者是移民。」趙思樂臉上那複雜苦痛的表情又出現了：「一代抗爭者的青春就消耗在一個威權國家的崛起之下，一想到我的青春也要這樣消耗……。」

我們如何被這個國家監禁

她絮絮地說著他們是如何被這個國家監禁了：「如果你違反了這個國家的規定，你做不了工作，去不了任何地方……中國用科技搞社會控制，買車票、買電話卡都要用二代身份證，二代身份證上有你所有的資料。比如我現在要坐車，我上車要驗身份證驗車票，然後要人臉辨識…」付錢要用支付寶，行動要用身份證，這樣還不夠力再加個人臉辨識，總之國家要知道你任何時間在任何地方做了任何事。

「現在中國有理想的年輕人是窒息的，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等待，如果（習近平執政20年）未來的20年中國還是這樣，我真的覺得這種人生是不值得過的。」趙思樂悲哀地說。

「中國已經不可能和平轉變了，只會是崩潰性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