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報》發表了署名黎蝸藤的專欄文章《客觀看待中華文化的定位》，對此文我有話要說。此文標榜「客觀看待中華文化」，其實延續十九世紀末梁啓超發明「中國」這個概念之後、國共兩黨聯手打造的大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話語，既不客觀，也不中立，迂腐之氣，撲面而來，邏輯混亂，不忍卒讀。

文革大批判的話語套路

該文一開頭就說：「在中國乃至華人社會，偏激的史觀與史論都很受歡迎，個中多少帶有獵奇、反權威、政治情緒的緣故。」這是典型的文革大批判話語套路：先給你定一個偏激、反動、反革命的罪名，你的文章和思想全都一無是處。既然有資格給你定罪，就說明定罪者本人乃是光榮、偉大、正確。這背後是一種威權主義的思維和居高臨下的態度，而不是西方學界習以為常的那種平等討論問題的方式。

黎先生寫道：「最近有人認爲中國是一個文明低地，全靠「內亞」才能進步，提出所謂「內亞秩序主導東亞」。筆者雖然沒有看過這本書，但也曾閱讀過其一些文章，而且從出版人的推廣文稿看，問題不少。」他指的當然是歷史學者劉仲敬的新書《中國窪地》，以及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在臉書上的介紹文字。但他偏偏不說出對方的名字，為什麼欲說還休呢？這種表面上的客氣和委婉，實際上是儒家的偽善——既然批評是公開的、冠冕堂皇的，為什麼要特別隱去批評對象的名字？我最厭惡這種指桑罵槐的「中國式批評」。

更奇特的是，黎先生居然坦承並未讀過所要批評的那本書，只是看過書的作者寫的零散文章以及出版人的推薦。沒有仔細研讀批評對象，就能寫出長長的批評文章來，這是嚴肅、謹慎、理性的寫作與研究嗎？這種粗陋怠惰的學風實在不足為訓，這種隨意尋找標靶的批評文章不可能在西方的書評雜誌上發表。

劉仲敬的「窪地」說已屬客氣

黎先生認為：「評價一個文明的標準，總不外乎生產力、政治秩序、宗教、文字、文學藝術、科技、工程建築等方面。」我不完全同意此種標凖，我認為在此之外還有更高的標凖，比如那種文明是否建構出保障人權、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英國政治家和思想家丘吉爾說過：「沒有什麽詞比『文明』一詞的使用更不嚴謹了。它究竟是指什麽？它是指一個建立在民權觀念之上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暴力、武備、軍閥統治、騷亂與獨裁，讓位於制定法律的議會，以及可以長久維護法律的公正的法庭。這才是『文明』——在此沃土上才會源源不斷生出自由、舒適和文化。」若以此爲標凖，在「中華」這個時空內，沒有「文明」，只有「不文明」或「反文明」。

退一步，姑且以從黎先生列出的標凖而論，所謂「中華文明」（如果真的存在一個無比寬泛的「中華文明」的話）只能用野蠻、黑暗、邪惡等詞語來形容，劉仲敬用的「窪地」之說，在我看來已經是太過客氣了。

黎先生爲「中華文明」所作的種種辯護，沒有一條站得住腳，且讓我來一一駁斥之。

首先，黎先生認為：「把中國看做區域中心，不是中國單方面的意淫，存在堅實的歷史基礎。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也是或多或少這麽看，朝鮮與琉球一向把中國視爲天朝上國，日本與越南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漢字與儒家成為這些國家的傳統，中國與這些地區一起構成國際上公認的「中華文化圈」（Sinosphere），是世界幾大文化圈之一。」

東亞本來就是地球上專制暴政最集中、最根深蔕固的區域，也就是劉仲敬所說的「文明窪地」。用一個例子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同樣施行共產主義、馬列主義，東亞的共產國家（如中國、北韓、紅色高棉）就比歐洲的共產黨國家（捷克、波蘭、匈牙利）殘暴、血腥得多，兩者同樣是獨裁，卻不是一個檔次。所以，即便中國真的是東亞的「區域中心」，也絲毫不值得引以為傲。

日本與歐洲相似之處大於中國

這裡特別需要甄別的是，日本並非如黎先生描述的那樣，始終處於中華文化圈的陰影之下。日本是一種跟東亞大陸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態，日本的傳統文化和宗教與中國迥然不同。在近代之前，日本從不承認自己是中國的藩屬國或中華文化的「純進口國」。近代以來，日本迅速與西方「接軌」，通過明治維新迎頭趕上西方；而中國從鴉片戰爭至今，仍未走出專制主義的「三峽」，一成一敗，足以說明兩種文明差距甚大。而日本的大名制度類似於歐洲的領主制度，武士階層類似於歐洲的騎士階層，日本社會制度和結構與歐洲的相似之處，遠遠大於與中國的相似之處。

對日本近代化有深刻研究的學者於歌，在接受我的訪問時指出：「在日本的傳統中蘊含了大量的可以與現代化接軌的部分。舉例來說，在文化上，日本對中國的儒教的吸收，是一種有選擇性的吸取和再創造。中國的儒家思想中有若干迷信的成分，比如《易經》，既有哲學思想，又是一本卦書，後者是相當幼稚的，卻被中國人當作最重要的部分來傳承和接受；日本對卦書的部分不感興趣，卻吸納了易經中的一些哲學思想。日本化的儒家，是一種具有理性主義精神的儒家。日本接受佛教也是這樣，密宗只流行了很短一段時間便被拋棄了，日本的普遍宗派是淨土真宗，它的思想包含了相當的理性主義成分。日本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武士文化，它也是理性主義的。

還有，在政治上，在日本歷史上，有著群議政治的傳統，不同於中國絕對的君權至上。在經濟上，日本很早就摒棄了儒教的重農主義和鄙商態度，政府有扶植工商業的傳統，工商業在明治之前就很發達。在社會上，日本沒有形成‘惟官獨尊、人人都想做官’的結構，在明治之前，社會價值就比較分散，各個行業的人才和機構，就比較全面。也就是說，日本的文化傳統中本身便具有通向現代化的根基，這是上千年來形成的文化和傳統。」唯有如此，日本才能成功實現精神和制度層面的「脫亞入歐」，成為一個典範的、非白種人的 「西方國家」。而作為東亞「區域中心」的中國，以列寧的一黨獨裁模式（蘇俄也是東方文明之一部分）升級換代古代的皇權專制，卻仍在獨裁暴政的泥沼中苦苦掙扎。

人口數量和規模不能衡量文明

其次，黎先生指出：「在古代，一個文明體系是否強大的最重要標誌首先是生產力，而衡量生產力的重要標誌就是人口。從純生物界的角度，物種唯一的目標就是把自己的基因傳下去。套用類比這種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一個民族人口越多就越能説明其成功。在人類社會中，只有社會生產力達到某個發達的程度，才能養得起這麽多人。……目前，漢人還是人口最多的民族。」

用人口數量和規模來衡量文明的高低，即便採用冷酷的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也無法自圓其說。蟑螂老鼠泛濫成災，獅子老虎從來都是少數，難道蟑螂老鼠比獅子老虎更高級嗎？當年，一百五十名西班牙殖民者到達南美，一舉摧毀了擁有一千多萬人口的龐大的印加帝國，不就說明人多不管用嗎？生產力高低的標誌顯然不是人口的多少。黎先生犯了跟當年的毛澤東一樣的低級錯誤，自以為「人多力量大」——但若一個國家的國民都是缺乏公民美德、缺乏智慧和勇氣的奴才和奴隸，人再多也無法提升其文明的質地。

而且，大部分時候，中國的土地無法養得起生活於其上的人口，土地的開發和新式農作物的引入，始終趕不上人口的增長。中國是世界上大饑荒最頻發發生的區域之一，有自然因素誘發的大饑荒，也有人為的大饑荒（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是毛大躍進政策的惡果）。難道死於饑荒的中國人最多，也是一個值得誇耀的世界之最嗎？

進而言之，難道人數多寡能決定文明的強弱嗎？再作一個簡單的對比，猶太人比中國人少得多——猶太人最多的時候也不過一千多萬，但誰能說猶太文明不如中華文明呢？猶太人對世界文明的貢獻遠遠大於中國人：猶太人佔比全球總人口不到百分之零點二五，卻獲得了全球百分之27的諾貝爾獎，獲奬率遠高於其他各個民族，是全球平均水準的108倍。猶太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其影響力卻超過其他少數族裔：華爾街幾乎是猶太人的天下，美聯儲主席柏南克、葉倫都是猶太人，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三名猶太裔，氫彈之父、抗生素之父都是猶太人，常青藤大學的猶太裔教授佔兩成以上。超過14億的中國人，如何面對猶太人拿出來的這些數據呢？

第三點，黎先生指出：「中國還能長期維持一個較穩定的政權。在前工業化時代，這需要很強的管理與組織能力，也是文明程度的一個體現。……中國較爲穩定的政體，與中國很早就發展出一套禮儀系統有很大關係，這種儒家思想家設計出來的政治思想體系，至今還影響中國。」

這簡直就是共產黨「穩定壓倒一切」說法之翻版。譚嗣同說，「兩千年皆秦制」，兩千年一成不變，確實夠穩定的了，但穩定變成了停滯，可取嗎？靠殺戮獲得的穩定，難道值得讚美嗎？中國兩千年中央集權的帝制，就是靠殺戮來獲得穩定。《二十六史》、《資治通鑒》就是一部殺戮史，每一次朝代的更替，必然經歷漫長的「無差別殺戮」，有時會導致損失一半以上的人口，甚至出現大規模「人相食」的現象。黎先生似乎是學歷史出身，不會不知道史書中滿坑滿穀的此類記載。而黎先生在此高度肯定的儒家思想及政治哲學，恰恰是中國落後、潰敗的重要原因。有關對儒家思想的批判，胡適、殷海光、劉曉波等先賢已說得非常透徹，我不必再重複。

第四，黎先生認為：「語言與文字是一個國家是否文明興盛的重要指標。從甲骨文算起，中國出現文字有三千多年，說到歷史上留下古籍文字之多，大概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中國相比。類書《永樂大典》有三點七億字，叢書《四庫叢書》有八億字。這都是驚人的成就。」

用習近平和川普在紫禁城中的一段對話，就可以駁倒黎先生的宏論：習近平說中國文明有三千年，川普則回答說埃及文明有七千年。

中國古代書籍未普世化，也未公共化

中國的古籍雖多，但從未出現大型的公共圖書館。而在埃及，西元前三世紀就興建了亞歷山大圖書館，館藏包括所有希臘和希臘化世界的各種典籍。圖書館建成後，各方學者聞風而來，自由閱讀和研究。鼎盛時期，該圖書館藏書量達七十萬卷，僅圖書目錄就達一百二十卷。圖書館內並有專門人員對所收藏書籍標記、分類、整理，以提高文獻資料的利用效率，並編製了初步的圖書分類法。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不僅體現在對圖書館事業發展的深遠影響上，更體現在知識的創造、傳播和人類文化的傳承上。「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歷史命運」一書的作者、史學家穆斯塔法·阿巴迪（Mostafa El-abbadi）曾說：「在亞歷山大圖書館建成之前，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地區性的，但自從有了這第一座國際性的圖書館後，知識也就變成國際性的了。」

與之相比，中國古代的書籍資料既未普世化，也未公共化。大部分書籍被帝王或少數「學而優則仕」的士大夫所壟斷。黎先生推崇的《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只供皇家及頂級文官閱讀，並未達成讓知識廣泛傳播之功效，更不用說由此推展出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之類的精神變革。黎先生的知識，有多少是得自於《四庫全書》之類的古代中國的「巨型文庫」呢？

而且，皇帝下令編輯叢書，本身也成為一個可怕的搜書、焚書、毀書的過程。編纂《四庫全書》時，朝廷銷毀了對大清不利的書籍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十五萬冊，銷毀版片八萬多塊，還銷毀超過一千萬份明代檔案（保存下來的僅三千份）。編纂者還肆無忌憚地對原書內容作大量篡改，由於先毀掉了古籍原本，然後再篡改成為最新版本，後人已無法弄清楚哪些地方被篡改了。《四庫全書》的成書過程，可謂過大於功，歷史學家吳晗說過：「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魯迅在《病後雜談之餘》中說：「雍正乾隆兩朝的對於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如果不加甄別地使用這些材料研究學問，很可能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大型工程滿足皇帝私欲

第五，黎先生指出：「大型工程也是一個古國文明程度的體現。中國有舉世聞名的萬裡長城、秦始皇陵、紫禁城等大型建築，又有都江堰、鄭國渠、大運河等大型水利工程，與其他文明相比並不遜色。」

其實，古代中國（包括其他古代文明）中，相當一部分大型工程與改善民生無關，只是為滿足帝王的私慾而已，卻造成千百萬勞工死於非命。如果用人道主義的原則來衡量，無論是埃及的金字塔，還是秦始皇的兵馬俑，以及柬埔寨的吳哥窟（其宮殿規模數十倍於紫禁城），此類用人類的骷髏修建起來的大型工程，很難說是文明的象徵。

相比之下，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倒是有助於生產力的提升和讓民眾免受水旱災害，但它同時又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西方學者魏特夫在《東方專制主義》一書中指出，治水專制主義造成的結果是：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從——全面的孤獨。恐懼造成的孤獨讓所有人都深受其害：統治者不相信任何人；官員永遠在猜疑中；平民擔心被牽連。這不正是三千年來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嗎？八千萬黨員「緊密團結」在其周圍的習近平，難道就不孤獨嗎？

而美國學者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一書中，更探討了現代「社會工程」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都是好大喜功、熱衷於興建大型工程的獨裁者，很多大型工程造成自然環境的嚴重破壞和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及犧牲，而非文明的進步，正如斯科特所說：「一個受到烏托邦計畫和獨裁主義鼓舞的，無視其國民的價值、希望和目標的國家，事實上會對人類美好生活構成致命的威脅。」

從古代的帝王專制的中國，到現代的共產黨極權統治的中國，大型建築和大型工程比比皆是，但這不代表著這個國家就擁有多麽輝煌的文明，因為這些大型建築和大型過程並不能讓民眾過上有尊嚴、有自由的生活。

「四大發明」早已被證偽

第六，黎先生認為：「科技方面，中國也有出色的成就。客觀而言，以人類社會的貢獻，造紙術堪稱四大發明之首：沒有廉價的紙張，就無法大量印刷，知識就只能掌握在少數精英手裡，這就是歐洲近代之前的情況。」

雖然黎先生緊接著不得不承認「中國不及西方文明的一點是中國沒有產生出「科學」」（這是這篇文章中少數有價值的話），但他仍然沿用梁啓超和英國科技史家李約瑟使用的「四大發明」之說——其實，「四大發明」早已被證偽，造紙術也是如此。

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埃及人就發明了莎草紙。古希臘時代，人們用莎草紙記錄了許多重要的神學、科學、哲學著作，包括《舊約聖經》和《幾何原本》。而蔡倫是在東漢時期（西元一至二世紀之間）發明紙張，比埃及晚了三千多年。

就造紙工藝而言，莎草紙與蔡倫所造的紙，都是以植物纖維爲原料，與近代的木漿紙根本就是兩回事。近代的木漿紙是德國人弗類德里希·格特羅普·凱勒（Friedrich Gottlob Keller）所發明，他1843年將木材磨成紙漿，並用它做出了紙張。木材紙漿的發明結束了用碎布和麻類植物造紙的時代。

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最大的特徵，不是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不過，黎先生若願意一生躺在四大發明上面睡大覺，那也是他個人的自由），而是太監制度、女子纏足、絕對皇權專制、科舉制等等。這些元素爲中華文化打上了虛偽和野蠻的烙印。

1895年，晚清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在一篇名為《救亡決論》的文章中指出：「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這八個字，古已有之，於今為烈。這八個字，也可以用以概括黎先生這篇洋洋灑灑的大作。

抱殘守缺是中國淪為野蠻國家、中華文化淪為野蠻文化的重要原因。很不幸的是，黎先生雖然沐浴在歐風美雨中，卻仍未從抱殘守缺的「中國夢」中驚醒過來。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