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香港政壇再起波瀾。林鄭上臺後一度緩和的朝野之爭再起波瀾。一地兩檢、議事規則修改與國歌法成爲三大焦點之戰。

一地兩檢沒有什麽繼續討論的價值。高鐵建好後只有一地兩檢才能發揮高鐵的效益。非建制派提出的「破壞基本法」的擔憂屬誇大其詞，在高鐵帶來的高效率之下，大部分市民對此並不在意，民心在政府一方。雖然非建制派在立法會拉布，它仍然必定通過。事實上，非建制派不接受一地兩檢，與他們不接受興建高鐵，不接受大灣區等問題一樣， 完全是心態問題。

修改議事規則的爭議是更重要的角力。香港近年立法會「拉布」情況非常嚴重。所謂拉布，就是（主要是非建制派）議員用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所提供的提出動議、發言時間、點人頭等程序拖住立法會議程。在梁振英時代，行政立法關係極爲惡劣，立法會完全喪失了各方通過辯論而取得共識或妥協的功能。

在人數劣勢下，非建制派議員對爭議議程一概採取拉布而阻止通過，而政府則把爭議議程故意提前到民生議程之前。這樣非建制議員拉布爭議議程就會影響沒有爭議的民生議程，民生議程通過不了影響市民生活，政府就有大把「民意」對抗非建制議員。這種，拉布「常規化」實際是雙輸的局面，嚴重影響民生，民怨極大。對此，前政府與議員都有責任。

在六名非建制議員被DQ之後，建制派議員獲得了修改議事規則的難得機會。因爲這種修改需要分組點票，即功能組別與直選產生的議員分別投票皆過半，才能通過。只有當這些非建制議員被DQ後（其中五人在直選的組別），建制派議員才在直選組別佔優。這個時機對建制派來説是罕見的，而且在明年三月補選之後可能就會消失。於是建制派希望在此空床期修改規則，封殺以後的拉布。

非建制派斥之爲「乘人之危」，於是發動突襲，搶在建制派之前提出一大批修改議事規則的動議。這樣，他們的議程就排在建制派之前。如果建制派硬要推進修改議程，那麽就必然佔據大量的會議時間，影響一大批議案。而且在其他議案上，非建制派也會同樣拉布消耗時間。非建制派就非常有可能在明年三月補選之前成功阻止表決。

應該說，在西方國家，修改議事規則並不罕見。比如，本年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為保證川普提名的最高法官人選能通過，把原先中止拉布所需的60票改為50票，令參議院內有52席的共和黨能否決民主黨的拉布。香港的議事規則有其不合理的地方，存在修改的空間。但如何修改，建制派不應該「趕盡殺絕」。如何留下合理的拉布空間，把拉布真正變爲「核選項」而不是常規的武器，是兩方應該妥協的地方。日前，非建制派給建制派發出「和議」，如果雙方能坐下來求共識，這對市民更有利。

國歌法爭議

對香港社會來説，國歌法才是更大的挑戰。中國《國歌法》在今年10月1日生效。日前被人大常委決議加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爲香港法律的一部分，但需要香港進行本地立法。本地立法如不適當，將嚴重地影響香港的法律與自由。

客觀來説，一個國家訂立國歌法規是正常的。而且一般而言，基本法附件三中已經有國旗國徽等規定，香港也制定《國旗與國徽條例》，把《國歌法》列爲香港的法律無可厚非。《國歌法》之所以帶來這麽大的爭議是因為三個原因，即《國歌法》條文與香港的基本法、法律體系、現實有很大衝突。主要有：

與基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衝突。比如，第一條規定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但香港基本法第五條規定「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第一條條文不修改，則與基本法衝突。第十一條規定「國歌納入中小學教育」，這與基本法第13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有衝突嫌疑。

與香港法律衝突。第十五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大陸刑法相應修改訂立為最高監禁三年）。但在香港，所有檢控都要通過法庭審判，沒有警方可以獨立決定的「拘留」的懲罰。

與香港現實衝突。香港的特殊之處是很多香港永久居民都不是中國籍，不是中國人，不需要效忠中國。因此在《國歌法》中與效忠有關的法律條文會在實踐中帶來很大的挑戰。

比如，第一條規定，「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第三條規定：「一切公民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國歌，維護國歌的尊嚴。」第五條規定「倡導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根據這幾條的規定，「公民」是《國歌法》的規限對象。在大陸，絕大部分人都是中國國籍，公民即中國人，問題不大。但在香港，相當一部分人口不是中國國籍，而且非中國籍人士與中國籍人士又混合一起不可分，比如一起上學，一起看球賽。在法律與情理上，能否把國歌法中的「公民」一詞的適用性擴大到「市民」（即擁有香港永久居留權的人），是嚴重的挑戰。

其次，中國一些「護法」與香港親中派在推銷《國歌法》上違反常識，加大市民恐懼。

荒謬的追溯

中國訂立《國歌法》本身與香港關係不大，但在香港卻廣泛地與香港球迷在香港隊比賽時「噓國歌」等行爲相聯繫。在西方與香港，「噓國歌」行爲雖然也備受爭議，傳統上都是受法律保護的言論自由。在缺乏言論自由傳統的中國，這自然被視爲大逆不道。香港球迷在近幾年噓國歌都被中國境内官方媒體與自媒体大量報導，激發民憤。因此中國一定希望在香港禁止噓國歌。

這本來已經在香港備受爭議，但中國一些專家與香港喉舌還變本加厲。比如「護法」饒戈平就提議，《國歌法》可以有追溯力，意思是在香港正式通過立法前，球迷噓國歌的事件也可以被起訴定罪。法無明文則不可追究，無論大陸法還是普通法體系，刑事犯罪基本上不應有追溯力，中國刑法也規定沒有追溯力。在香港實施國歌法要有追溯力無疑是荒謬的。

詭異的是，饒戈平提出荒謬的「追溯力」説法後，諾大一個香港的所有建制派「竟無一人是男兒」，居然沒有人站出來明確指出這種違反法律正義的説法。前律政司梁愛詩先說「沒有這個急切性」，再説「有權追溯」。特首林鄭說「（香港法律）少有追溯力但非完全無」。很多人即便態度上反對，也只是說「沒有看到這個必要性」，或者「沒有聽到有此討論」。建制派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捍衛法律尊嚴，無非是害怕中央一旦要說有追溯力時無法轉彎。

一些建制派人物還「寧左勿右」進一步恐嚇市民。比如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宣稱在路上行人聽到國歌要肅立。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聽到大街上傳來電視機或手機播放的國歌，不肅立的人有可能觸犯「侮辱國歌」的罪名。又比如，一個親中的法律團體上京拜會北大人，之後又言之鑿鑿，馬會賽馬放國歌要全體肅立。這些故意放大國歌法適用場合的説法，令普通市民在很多場合中都有機會觸犯法律。《國旗法》雖然也有刑事罪行，但一般要侮辱國旗至少要刻意有國旗在手，隨處飃來的國歌則很容易令市民誤墮法網。

其實，國歌法中規定的肅立是在「奏唱」場合，不能理解為所有聽到國歌的場合均要如此。建制派的言論造成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的恐慌。雖然建制派指責反對派小題大做，但始作俑者無疑還是建制派的人。

香港人對法律體系失去信心

最後，國歌法爭議更大程度反映了香港人對法律體系已經失去信心。

香港是實行普通法的地方，普通法中案例起到重要作用，而案例基本上以「常識」為基礎。普通法體系中有法律條文這種成文法。香港條例中相當一部分法規寫得很空泛，入罪的門檻很低，刑罰範圍很廣。比如公安條例中，三個人未經申請在公衆場合聚集在一起，就可以被檢控。但一般人不會擔心三個人在大街上聊天會被抓起來。因爲這違反常識，警方用酌情權對這種情況不加理會，這就是普通法思維對成文條例的平衡。但這種普通法體系是否能運作如常，很依賴政府與司法者的素質。如果警方要控告你在大街上三人聊天，你也確實沒有辦法說他做錯。

在梁振英治下，常有批評他「有權用盡」，事實上，他用盡的是成文法的空隙。如果尊重普通法的精神，即遵從傳統，是不應該這樣用盡權力的。梁振英用盡成文法空隙，是以大陸法體系的思想去理解香港的法律。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爲回歸後，大陸法對普通法的侵蝕。

現在問題就在這裡，香港立法還用普通法的思想，但執法上已經開始應用大陸法的思維。

於是只要政府要整治，幾乎人人都會墮入法網。很多香港人對法治失去信心，正緣於這種普通法體系的崩壞。很多建制派「拍心口」保證，不會這麽嚴格執法，但過去幾年的禮崩樂壞，已經無法給香港人足夠信心。

應該承認，根據基本法，中央有權繞過本地立法，在香港直接頒佈國歌法。現在讓香港本地立法，仍體現了對一國兩制的尊重。但既然如此，香港的本地立法就更宜鬆不宜緊。很多建制派也認可國歌法應該側重教育而不是懲罰。真正的愛國心豈能用刑罰逼出來？

國歌法過嚴的副作用就是限制國歌的奏唱場合。因爲嚴格執法必導致大批市民犯法，或者導致大批選擇性執法的爭議。於是越少奏唱國歌越保險。可以想象，最後除非硬性規定奏唱的場合，其他場合可免則免。國歌反而與市民日益隔絕。這種適得其反的後果應該引起立法者的重視。

※作者為香港政治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