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奧斯陸自由論壇」邀請瑪莉娜．奈梅特出席演講。這個論壇是紐約人權基金會在挪威創辦的，每年都會表彰世界各地人權倡議者。奈梅特年輕時曾遭到伊朗何梅尼政府迫害，移居加拿大20年後，她終於鼓起勇氣面對自己不堪的過去，並寫下轟動法蘭克福書展的《德黑蘭囚徒》。

透過她個人記憶的縮影，外人對伊朗神權統治的荒謬有了清楚而駭人的認識。對伊朗當權者來說，奈梅特這麼做不僅是背叛祖國，還褻瀆了阿拉，連奈梅特周遭親友也不見得能諒解她幹嘛要讓「家醜外揚」。相反的，「奧斯陸自由論壇」則把奈梅特奉為座上賓，理由正因為她是一位勇敢、堅毅，無懼自我揭露的堅強女性。

《德黑蘭囚徒》出版隔年（2007年），一部和《茉莉人生》同名的動畫改編電影上映。片中故事和《德黑蘭囚徒》一樣，都是以1979年伊斯蘭革命為背景。主角瑪嘉出身德黑蘭左翼家庭，家族中，外公和叔叔都坐過政治黑牢。革命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掌握大權，實行政教合一，在學校強制灌輸嚴酷的伊斯蘭教義，女性被迫戴上頭巾，所有西方電影都被禁演，連黑膠唱片都不准聽。庶民間原有的價值體系和行事規則一夕崩解…

如果說，我們是從《德黑蘭囚徒》中奈梅特鉅細靡遺的親身經歷，間接感受到作者用生命寫下的震撼，《茉莉人生》提供給我們的，即是關於那個年代一個具體化的想像。加上「動畫」的表現手法，經常比真人演出有著較大的詮釋空間，包括人物的線條、誇張的神情、非正常比例的幾何構圖，以及它刻意製成的黑白畫面，更使得它不會只是一部娛樂性質的卡通，還吻合了自文藝復興以來，「繪圖」（插畫）所被賦予的政治意涵。

文字不只傳遞了訊息，它還能創造扣人心弦的故事情節，插圖、卡通亦復如是，而且完全不若刻板印象，只是為了取悅兒童才誕生。關於卡通藝術，已有太多例證說明了創作者們其實是以另一種不著痕跡的方式，把某個價值觀、意識型態或是政治信仰灌輸到裡頭，它們有時非但不是言論市場的旁枝，還會是經典。

此刻，很快的，台灣即將有部正是受到《茉莉人生》啟發的動畫就要上映。《幸福路上》是導演宋欣穎所編導的新作，它以台灣為藍本，故事開端起於1975年、台北縣新莊一條叫做幸福路的街上，主角叫做小琪（林淑琪）。《茉莉人生》陳述的是70年代伊朗的鉅變，《幸福路上》則是點滴勾勒了台灣同個年代，爾後這30年來此地人、事、物的細微變幻。

這部榮獲金馬創投首獎的動畫電影，背景年代就是導演自己的成長年代，導演的一代，也就是那所謂伴隨台灣經濟起飛，兼及政治解禁的一代。主角小琪的生日不光選在1975年，還是「蔣公」過世的4月5日當天，那個傳說中天地為之哀嚎的日子。時間設定的選擇，意在言外，也不言而喻。

電影裡的幾個橋段，穿插出現了「小甜甜」、「科學小飛俠」，還有國民小學裡調皮搗蛋的男同學和思想古板的老師。之外，是小琪住家樓下的家庭理髮院、同學家頂樓加蓋的養鴿籠、巷子擺檳榔攤的大姐、以及一對認為大學選填志願，首重出社會好不好找工作的父母，和那一段「被迫」去老師家補習的童年…

看起來這些都是些日常瑣務，不過，當我們將它濃縮串聯在一部約莫兩小時的電影動畫中，它其實就會像是個有系統的複雜結構。站在個人角度，《幸福路上》或許更容易引發和主角同世代觀眾的共鳴，並且透過集結「我們」的共同分母，去發現「我」究竟是甚麼。

若是從另個角度看，我們可能會因此察覺，如果劇中小琪是台灣某一代人的投射，他們從出生到現在，周遭的一切，確實已天翻地覆改變，生命的意義不再是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而是開始琅琅上口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環保、永續和追求平等。

表現在物質生活上的改變，更是既明顯而又快速。這代人腳上球鞋的標誌，一路從中國強、將門、樂德到Reebok、Nike ，再到讓男孩們為之瘋狂的Jordan鞋款；出門代步，從越野腳踏車、彎把自行車，到留著中分頭騎乘迪奧50穿梭大街小巷，再換成稍微持穩的豪邁125。一方面它反映了個人裝扮的時序變化，卻也是台灣經濟一路走上坡的佐證。

文化上，電影裡小琪的上一代接受的是美援，小琪的一代則直接狼吞虎嚥著美式風格，他們父母接觸英文歌也許是從Yesterday Once More開始，他們則是跟著麥克傑克森的舞步，躲在房間裡嘶吼著Because I'm bad, I'm bad come on；文化的輸入又豈止美國，誰的枕頭邊沒貼過幾張日本少年隊或酒井法子的玉照。

但成長階段的前期，又不全然是那麼奔放自在，台灣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名的各種教條式灌輸，仍然高度滲透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內容如此，政治光譜如此，每個人至少都當過好長一段時間「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唯一可確定的，就是這些框限也隨著他們的成長一一遭到拆解。

很多人都是國中男女分班的最後一屆，又或者是國中解除髮禁的第一屆，另方面，「蔣公小時候看到魚兒逆流而上，然後立志要做大事」，也從原本偉人勵志典範的課文段落，變成了日後大家嘲弄威權統治的笑話。突然間，「中國化」趨緩，「本土化」揚升，情境交結在這些人即將從青春少年蛻變成大人的轉折點。1989年，由伍思凱主唱，紅遍大街小巷的「愛到最高點，心中有國旗」，像是當年「中國正統」為自己作出的最後奮力一擊。

取而代之，和《幸福路上》主角成長並行的一代人，開始對掌握權力者的刻意而為出現警覺，並學著反省為什麼會對自己生長的土地身世如此無知。幸運的是，他們的「省籍情結」被稀釋了，且不待投身尋找答案，只需依循歷來有志之人前仆後繼挖掘禁忌，彼此便不再輕易成為早年那套官方意識形態的囚徒。

只是，就算比起上一代他們相互間的成長背景有更多交集，認同問題卻還是存在著兩條平行線，隨之而來的價值對立、拉扯，繼續耗損著每一個人；不過又幸好，他們總是另有應對之道。今天，在低薪、高工時，兼及電視爛節目充斥、行車紀錄器新聞當道、名嘴見識短淺卻能左右輿論，而讓人深感疲憊，隨時隨地只想透過「純娛樂」去紓解煩悶時，眼前出現了一部易於消化，又能重新發現自己的動畫電影，剛好補強台灣社會為種種因素對「硬知識」吞嚥困難所造成的缺憾。

回到《幸福路上》，電影公司對本片的簡介是：

小時候，我們都想成為閃亮亮的大人。

 

1975年小琪在一條叫做幸福路的街上長大，從小在骯髒的大排水溝上看著工廠煙囪排放的廢氣，到她眼裡幻化成一朵朵的棉花糖，空氣中都是甜甜的化學草莓香，以為生活是這般的無憂。

 

但上了小學後，人生開始迎接煩惱。滿口流利的台語卻被老師禁止，從疑惑、不習慣，到後來的字正腔圓，不只小琪口中說的語言變了，整個台灣社會也跟著小琪成長一直轉變。順著台灣主流的價值走，即使偶爾岔路，小琪仍成為人生勝利組，還到了夢想的遠方生活。原本，她以為終於找到了幸福，卻還是徬徨度日。

 

當最愛的阿嬤過世，36歲的小琪終於回到幸福路上。老家變得更舊更髒，路口的骯髒大排水溝變成了親水公園。

 

鄰居羨慕她成為拉風的美國人，但小琪卻疑惑自己究竟是誰？小琪想起阿嬤總是說：「樹木都不會有煩惱的，妳幹嘛自尋煩惱？」站在此刻，小琪拼湊著青春的回憶，想尋找一份支持。

 

台灣這塊土地，能帶給她什麼樣的力量？

結語提問，應該就是這部電影為觀賞者創造出的餘味，儘管陳言舊話，此時此刻卻又別具新義。

我們當然可以夾帶歷史學家Keith Jenkins對歷史詮釋的嚴肅眼光走進戲院，好好研議他說的：「我們的過去，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意義。」不然，我們也可以從簡去繁，單憑羅馬尼亞作家德古麗琪所言：「從一個國家的廁紙，去窺見當地社會文明的演化程度。」這是動畫表現的特色，意境深淺自如，任誰都能以非常個人化的解讀，去感受片中點滴蘊藏的東西。

今天，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甚麼都可以說、說甚麼都不用再擔心「被帶走」的一步，可惜，太多人的生活到頭來仍是建立在遺忘、斷片的記憶上，使得台灣很多環節都還存在著朦朧的曖昧感。因而我們永遠樂見《幸福路上》這一類關於島嶼的原生創作，並享用它的額外紅利，讓我們更了解自己，然後找到自己在這世界所處的位置。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