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學者石井望先生在日本眾議院召開發佈會，宣佈在台灣1970年出版的《台灣省通志》裡面找到證據，證明「釣魚台是台灣東南部台東縣所轄的一個島，以此為根據，主張『釣魚台』並非現在我國所主張宜蘭外海的釣魚台列嶼，更不是日本的『尖閣諸島』。」

石井先生所說的「不是釣魚台列嶼中的釣魚台」的那個「釣魚台」指福建、台灣一系列方志地理書上的一句「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釣魚臺，可泊大船十餘；崇爻之薛坡蘭，可進舢板。」中的「釣魚台」。

「釣魚台」很可能是三仙台

石井先生這個論點其實並非新論。我在2014年出版的《釣魚台是誰的—釣魚台的歷史與法理》（2014，五南出版）中亦有論證，那個釣魚台不是有領土爭議的那個釣魚台，而是在台東秀姑蘭溪（薛坡蘭）出海口處附近，很可能是三仙台（我也不是首創者，見後）。石井先生找到新材料的價值是在台灣「官方書」中找到這種說法，進一步支持了這種觀點。

這句話最早在清代黃叔璥《臺海使槎錄》（1723）中出現，當中《武備志》介紹了臺灣各個地區的駐軍情況，最後便是這句話。此後，一系列清代臺灣方志與一些福建方志（當時台灣是福建省一部分）都引用了這句話，引用時都幾乎原樣不變，除了個別引用把「十」寫成「千」，如前總統馬英九喜歡引用的晚清陳壽祺編纂的《重纂福建通志》，就說該處「可泊大船千艘」。

這裡既然有「釣魚臺」的記錄，當然就容易被視爲釣魚島屬於臺灣的證據。但歷史地理研究中最應小心的是不能望文生義。中國古代地名裡面，不同地方重名的現象非常普遍。就釣魚台來說，除了釣魚台列嶼的釣魚台，與這個「山後大洋北」的釣魚台，還至少有兩個。一個在浙江台山附近，日本專家管沼雲龍（Unryu Suganuma）在一本專著中以為這個釣魚台就是釣魚台列嶼，於是搞出來中國武官曾在釣魚台附近大破倭寇的笑話。另一個釣魚台在廣西與越南瀕臨的東京灣（北部灣），前兩年中國有個釣魚台史料展覽，把畫有這個「釣魚台」的古地圖作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擁有釣魚台的主權，被參觀者拍下傳上網，也淪為笑柄。

方志上的釣魚台不可能是釣魚島列嶼

台灣方志上的釣魚台不可能是釣魚島列嶼。這裡主要有兩個證據：第一，「釣魚台」與秀姑蘭溪一起討論，當是秀姑蘭溪附近的地方。第二，原文記載的是當時台灣官兵日常巡查的地點，主要防止大陸人偷渡到台灣。台灣士兵固然不可能日常性地到釣魚台列嶼巡查，偷渡的人也不可能把釣魚台列嶼作為從大陸偷渡到台灣的中間站，豈有人先到釣魚島，在從釣魚島折返偷渡到臺灣的道理？此外，中國與台灣古代的方志作家，如果真的知道釣魚島，又豈能不把釣魚島是中琉航標一事寫入？1937日本地理學家安倍明義的《臺灣地名研究》，就指出台東三仙臺的古名即釣魚台。

林子平所撰寫的《三國通覽圖說》之《琉球國全圖》中顯示福建省前往琉球中山南北2條海路路線，而其南路便標示有釣魚臺等島。（照片翻攝自維基百科）

長期以來所有研究台灣史地的人都認為此釣魚台是台東某地，即便在1970年代釣魚台爭議出現之後仍如此，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也沒有把這個史料翻出來。在中國歷史學家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清朝卷的《臺灣的開發》一章就指出：釣魚臺即「臺東秀姑戀溪口」。臺灣史專家程大學的《臺灣開發史》中，也寫道「釣魚臺」即臺東。可見，當時並沒有人認為這個釣魚台就是釣魚台列嶼。

把兩者混為一談是1994年才出現的說法。提出這個說法的是一個對台灣史地不熟悉的大陸學者。此前，中國為「中日友好」，「不鼓勵」釣魚島史地研究，於是根本沒有從事台灣史地研究的學者研究釣魚島。這位大陸學者是中國大陸第一個釣魚島研究者。他原先從事中國經濟史研究，對台灣史地不甚熟悉，加上研究經費非常有限，當時資訊遠沒有現在這麼發達，能接觸的史料與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這種望文生義的結果。只是這樣論述對中國非常有利，於是旋即被其他專家引用和加以發揮。不久，兩岸都把它作為標準說法了。這在從事歷史研究的人看來是非常遺憾的。

真正惡劣的是「曲解」史料

值得指出的是，這位中國專家所為只能說「誤讀」史料，真正惡劣的是「曲解」史料的人。比如筆者研究的南海諸島史地領域，就有不少這種例子。比如一位韓姓中國學者，本來是學術功力扎實的南海交通移民史專家，上世紀70年代接受了領土主權論戰的「政治任務」，就有大批這樣「強解」、「曲解」史料甚至無中生有的「造假」行為。敝著《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紀前的南中國海》（2016，五南出版）一書曾系統性地加以辨析。一個例子是：因為一本成書於1892年的《廣東與地圖說》中有一句「（南海）海面遼闊，總名南洋，屬省境」，他就強指「中國文獻中已經說了南海全部都歸廣東管」（大意）。另一個例子是牽強附會說當年元朝天文學家郭守敬遠赴黃岩島（民主礁）進行天文測量，儘管當時已有地質研究表明元朝時黃岩島根本沒有露出水面。

作為研究歷史群體的一員，筆者對這種「信息污染」是非常痛心的，並力所能及地加以澄清與糾正。但話說回來，儘管站在學者立場，研究歷史真相是第一要務，但筆者同時也理解到，政府的立場不太可能完全按照「歷史真相」而論述。

我們希望國家對領土爭議有「平常心」，能用國際法和平解決領土紛爭問題。但能以「平常心」看待國土爭議的國家並不普遍。部分的原因是國家與背後的利益集團的貪婪。但更多時候，政府也是無奈地被歷史車輪推動。對前者應以揭露與駁斥，後者則更應該在澄清的同時，給予時間耐心地推動改變。在陸續完成有關釣魚臺與南海諸島領土爭議在史實與國際法方面的論述後，筆者正進一步研究這些領土爭議背後的政治、學術、輿論角力，從中深刻體會到領土爭議背後牽涉龐大的政治、經濟、戰略與民族情感的複雜關係。

激烈「保釣」與「國恥宣傳」脫不開關係

以釣魚臺為例，1970年代爭議初起之時，台灣政府所在意的只是石油資源與漁權，但是在民眾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推動之下，不得不提出領土爭議的主張。而民眾之所以激烈「保釣」，則與政府長期推行的「國恥宣傳」脫不開關係。對與釣魚台拉不上關係的北京政府而言，釣魚島及其海底的石油資源關係更小。北京極力主張偌大的沖繩立即歸還日本，又豈會「捨不得」不毛之地？但在台灣政府已經宣佈領土主張之後，要與台灣爭取「誰才真正代表中國人利益」的北京又豈能繼續沉默？又以南海爭議為例，南京國民政府在戰前把深沒水底的曾母暗沙說成是中國領土，北京政府立國後也只能照書直搬，這種印象在此後長期領土爭議中又不斷地強化。到現在，曾母暗沙是中國領土最南端已經寫在教科書上將近80年，要政府一下子轉變態度說曾母暗沙不是中國領土也不現實。因此，歷史與現狀所附帶的巨大慣性，並非可以輕易反轉。這點應該給予一定理解。

要國家有「平常心」，大眾要有「平常心」，決策者也要有「平常心」；而決策者能否持「平常心」，除了決策者自己的素質外，又一定程度上為大眾是否有「平常心」所決定。「念念不忘，必有迴響」。在一個信息開放與理性的社會，多元化研究與宣傳帶來的不同聲音，通常可以逐步帶來一些轉變。比如，筆者在這幾年的研究都在力所能及地糾正這些被扭曲的信息。敝著出版後，經過網絡轉載，被一位在釣魚台研究與釣魚島政策論述界很有影響力的台灣學者關注。他與筆者長談討論。聽他說，他買了一本，書裏面畫出重點與評語，呈送給時任總統馬英九翻閱，而馬總統也認真看了。此後台灣在一些有關釣魚台的論述上有所改變，比如已經少提「山後大洋北」這個論點。如果這種改變與我的書籍有一些關係，那筆者對自己努力能促成一些改變甚感欣慰。惟台灣能在釣魚島爭議上降低調門，與民眾在這件事上已經「平常心」化有很大關係，很難想象在仍高舉民族主義的中國能做到這點。

台灣是一個信息自由與相對理性的社會，做到這點相對容易。中國一向控制媒體宣傳並以民族主義作為統治合法性的基柱。近年在信息控制上更走回頭路，對不符合政府需要的信息封鎖，已經從大眾媒體，擴展到學術文章，甚至進一步觸及外國學術研究。長此以往，一旦決策者迫於時勢要轉變政策論述時，就會發現自己也不一定能抗拒歷史的慣性。

#作者為歷史研究者，專注中國海疆爭議，著有《釣魚臺是誰的——釣魚臺的歷史與法理》（2014）、《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紀前的南中國海》（2016）、《從地圖開疆到人工造島——南海百年紛爭史》（2017），並正在寫作《南海諸島主權與海洋劃界——國際法分析》、《戰後釣魚島——從保釣運動到中日危機》、《夢回想象——中國的海疆爭議》等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