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雨傘革命之前幾年，香港掀起本土思潮，社會開始浮現爭取民主自治、以至獨立建國的呼聲。中國政府和香港建制固然不會高興，亦因如此，他們於去年立法會宣誓風波後，就趁機高調打壓香港的本土派和自決派。與此同時，在野陣營中不少人對本土思潮亦甚有保留，一些在野派對本土派的恨意，亦不亞於親中建制。這部分是因為陳雲等人選擇以鼓動民憤的方式推行其本土主張（縱然他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獨派），有煽動民粹之嫌。而在過程中亦冒起一些機會主義者，他們以荒腔走板的炒作謀取短期政治利益，損害民眾對本土派的印象。

此外，本土思潮亦挑戰了在野陣營的主流論述：一直以來的「民主回歸論」，都主張在中國統一的前提下推動香港民主化，並將本地民主政治放在中國民主化的框架下。平情而論，「民主回歸論」者之所以如此倡議，是因為香港前途問題於1980年代初塵埃落定，他們想藉政權移交的機會奠定未來的政治架構，從而落實民主自治。可別忘記1980年代的中國剛開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鄧小平政權做出180度的改變，提出改革開放，那時中國的社會氣氛曾經令人充滿期盼。中國的自由夢於1989年的六四慘案後就破滅了，在野陣營固然知道港中政治分隔之重要，但他們畢竟曾熱情地關注北京學運，亦因此有倖存者的罪咎感。他們覺得自己有責任推動死難學生未竟之志，以「自由地區中國人」的身分改革中國。本土派所主張的港中區隔，就觸動了這些朋友的情意結。

因著對民粹政治的抗拒，以及與中國藕斷絲連的矛盾心結，一些在野人士聽到「港獨」二字，就會條件反射地斥之為「偽議題」。我們今天會討論到對香港獨立比較常見的三種批評。他們有的認為香港歷史不長，與中國又只有一河之隔，只是個住滿中國移民的城市，挪用臺灣獨立運動的經驗是對歷史無知。比較左傾的朋友，則認為香港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貧富不均的分配正義問題，統獨之爭則是無關宏旨的。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民主與統獨無涉，是以應該只談爭取民主，迴避具爭議性的統獨問題。

香港主體真的欠缺歷史嗎

在1841年1月26日，英國軍隊於上環水坑口登陸，開埠距今僅176年。香港人的祖先，大部分是自此之後才從東亞大陸遷入，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於二次大戰後才移居香港。不過這代表香港沒有自身的歷史主體嗎？斷乎不是。

遷居香港的移民縱來自五湖四海，但大部分均源自嶺南沿海世界。這個世界一直處於東亞大陸帝國邊陲，英國之所以在香港開埠，也是因為這個地方一直是「化外之民」活躍之地。英國的殖民統治，鞏固了香港有異於大陸的特性。亦因為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特性，香港人的祖先才會移民香港。適量地吸納移民，其實並不會削弱香港主體的獨特性；與此相反，香港是因為有獨特的主體性才能吸引那麼多移民。

香港真是如中國帝國主義者宣稱那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秦帝國於一統中原後，到公元前218年才首次征服嶺南。漢帝國於公元前112年侵略南越國後，大陸帝國才算控制住嶺南。但之後一直到10世紀，嶺南始終是未被漢化的邊陲地帶。朝廷的力量，只及廣東北部及廣州鄰近地帶，其餘大部分地方都要靠部族酋長施行間接統治。漢人南遷的規模，亦不如一般人想像那麼龐大。我們可透過基因研究重組先民的遷徙模式，去驗證中國帝國主義者的「血濃於水論」。

據徐杰舜和李輝於《嶺南民族源流史》對既有研究的綜合，廣府人有四成父系血統源自百越族、母系則有八成百越血統。客家族群自稱華夏苗裔，但其父系基因雖以漢族血統為主、母系基因卻主要來自畲族。在昔日一夫多妻制下，優勢族群的父系基因，能夠於幾代人的時間迅速傳播，母系基因的傳播則比較「在地」。我們可以斷定北方漢人移民從未是嶺南的主流，而香港人等嶺南人的祖先，也極可能「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基因研究有其局限，我們亦不應以血統定義誰是更「純正」香港人，但我們至少能否定「血濃於水論」的迷思：嶺南人的祖先大部分是自行選擇漢化的原住民，與臺灣平埔族有相似之處。

　　
東亞大陸帝國的原住民要漢化，被朝廷視為編戶齊民，與世上其他帝國相比算是容易。漢化，就得服從儒家倫理、就得交稅或服役，但除此以外沒太多特別的條件。而成為編戶齊民，就可以擁有田產、男丁則可參加科舉。不過直到10世紀，嶺南都是化外之地，酋長們對田產、科舉也沒有太大興趣。「漢越和集」的社會狀況，一直維持到宋帝國之初年。

然而到10世紀，東亞大陸帝國的北疆一直被新興內亞帝國擠壓。金帝國於1127年攻陷開封後，宋帝國只能與金帝國以淮河為界，失去華北平原的廣闊領域。宋帝國唯有將目光放在嶺南，先修築珠江水系的河堤、化沼澤為良田。當時珠江三角洲仍是一淺水海灣，海岸線貼近今日的廣州。先民將堤岸修至海中，引泥沙、種蘆葦，將滄海化為良田。不過填海造陸，回報大、風險也高。新填地能否脫鹽轉為良田，沒有人能說得準。各部族要合眾人之力，才能有資源開展動輒費時幾十年的大型工程。新填地的分界，往往難以斷定，那麼部族得設法取得官府的庇護、或是動員族人與鄰族械鬥。

圈地競賽失敗者舟居水道

面對龐大的土地利益，廣東原住民於14至15世紀起即漢化為編戶齊民。據科大衛於《皇帝和祖宗》中的考證，廣東宗族杜撰族譜，或是聲稱自己為粵北漢人移民之後、或是聲稱先人為中原的落難貴族，並主張土地是由族人首先開發。他們以族譜虛構漢人身分，藉此取得擁有土地和參加科舉的資格。為了集中資源，鄰近部族的族譜常將他們描述為同一宗族的支系，並以各種祭禮凝聚族人。這些宗族隨後會集中人力物力開發田地，亦會培育資優子弟參加科舉，寄望他日朝中有人好辦事。族譜亦會攀附鄰近有成員中舉的同姓家族，希望能藉此得到官府以至朝廷的庇佑，促進部族於圈地競賽中的競爭力。

這場圈地競賽，風險大、回報高，到後期漸發展為零和遊戲。競爭失敗的部族於陸地上無法容身，就只能舟居水道之上，靠捕魚、運輸為生。於圈地競賽中勝出的，是自視為正統漢人的廣府人。他們認為舟居的失敗者都是蠻夷，就貶稱他們為蜑家人。同期於嶺南水域活動的，還有來自福建、潮汕的閩南族群。明帝國厲行海禁，這些海洋族群卻無視禁令，因為他們都只能靠海吃海。而香港水域，就是海洋族群從事地下活動的基地。

海洋族群的地下活動，包括走私貿易和海盜活動，兩者是有關連的。走私時，要靠武力阻止官兵破獲交易；海盜要補給或是販賣贓物，也要靠走私網絡。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清帝國國力不振，而越南內戰又招募了大批從事地下活動的海洋族群，令清帝國無力控制嶺南沿海。到過香港旅遊的人或會聽過張保仔，他是活躍於嶺南沿海的海盜，曾沿珠江一直打到離廣州只有幾十公里的地方。後來他的部隊與清帝國和葡萄牙的聯軍在如今香港機場一帶的水域打了場大戰，雖能全身而退，最後還是決定接受朝廷招安。海盜問題解決了，海洋族群的犯罪網絡仍在。剛好這時西方人對廣州貿易日益不滿，想找走私的夥伴。

英國因為折抵法案的緣故，國內在18世紀末對清帝國茶葉的需求劇增。廣州貿易日趨活躍，但清帝國的貿易政策，卻因官僚主義變得比17世紀時更為僵化。與此同時，英國的貿易逆差亦因茶葉貿易惡化。東印度公司因而鼓勵稱為港腳商人的中小型貿易商到清帝國銷售印度物產，他們起初在清帝國賣印度棉，但到1820年代品質更佳的南京棉增產，印度棉就滯銷。結果最後只剩鴉片能賣，而那時候清帝國社會趨向崩壞，對成癮物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但鴉片是違禁品，只能走私入境，嶺南沿海族群的地下網絡此刻就派上用場。

海洋族群怎會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他們起初在香港西北對外的內伶仃島交易，但此地與新安縣縣治南頭鎮較近，當官府加強掃蕩時，他們就改到維多利亞港交易。後來林則徐銷煙，驅逐英國商人，這些商人也是到維多利亞港避難，他們與當地海洋族群顯然已建立起信任。鴉片戰爭期間，官府的奏摺不時投訴廣東沿海充斥著與「英夷」合作的「漢奸」：海洋族群被岸上漢人及「新漢人」歧視，官府往往偏幫岸上人，那時又未有國族國家觀念，海洋族群又怎會認為「大家都是中國人」呢？（香港蜑家族群在韓戰期間，因走私貿易而被中共統戰，可謂歷史的諷刺。）英國人後來決定捨舟山而取香港，是因為渣甸等曾與海洋族群合作的走私商人積極遊說的結果。

嶺南海洋族群曾與英國走私商合作無間，鴉片戰爭時亦為英軍帶路並運送糧水。這樣香港開埠後，殖民地政府便給予他們豐厚的物質回報，並視他們為協助管治的夥伴。誠然，這些海洋族群新貴在殖民地架構中，地位遠遠不及西方人，只能擔當比較次要的角色。但他們在清帝國之中一直都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賤民，如今卻能名利雙收，那是他們從前未能想像的。殖民地初期管治按現今標準而言算是高壓，政府及西方人亦充斥著種族歧視的心態，令華洋衝突無日無之。

但這種高壓政治，仍然比清帝國末期的管治狀況理想。英國將香港定位為自由港而非掠奪殖民地，其法律比清帝國略為人道，雖然只能算是殘缺的殖民地法治，但政府大體上仍能尊重合約精神。香港稅制較少灰色地帶，官吏無法像在清帝國那樣對商賈威迫壓榨。英國管治香港固然是出於自利的盤算，但在客觀效果上，卻為歷來備受欺壓的嶺南海洋族群，搭建一個能讓他們一展身手的舞台。

海洋族群在香港發跡，為之後抵港的移民起了示範作用。1850年代清帝國爆發太平天國戰爭，這場人類歷史中最血腥的衝突使大批廣府、閩南（含潮汕）商人移民香港。此外亦有大批客家人、四邑人經香港移民海外，之後不少回流歸僑亦決定在香港定居。清帝國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嘗試推動現代化改革，結果卻不甚理想，令一些嚮往現代化文明的清國人以香港為家。如今在香港大展拳腳的，不只是起初的海洋族群，還有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當中又以嶺南諸族為主。除了部分南洋華人社群，以及與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門，就只有香港是不受大陸帝國管轄的嶺南族群社會。

就如杜贊奇於《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描述，東亞大陸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國族建構的觀點百花齊放。香港處清帝國之旁，民間亦對東亞大陸前途有各種南轅北轍的想像。由於香港比東亞其他地方相對而言更自由，保皇派也好、革命派也好、主張「粵人治粵、聯省自治」的也好，在香港也能有生存空間。但自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國族論述，逐漸被國共兩黨那種強調大一統、主張黨國一體的霸權論述壟斷。自此嶺南諸族必須位於中國以外的香港，方能繼續提倡主張多元地方自治的嶺南本位論述。港中兩地在國族建構的根本性問題上，有著兩種互不相讓的答案，兩地民眾將會發展為兩個性格迥異的國族，亦是可以預期的。

偷渡香港者多有告別中國、擁抱文明決心

帝國主義色彩濃烈的中國國族建構於1927年塵埃落定，先是有類法西斯的國民黨黨國，到1949年又赤化為共產黨的極權黨國。香港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本身未受黨國主義荼毒，就成為邊民、移民、賤民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避風港。香港是移民城市，但先民移民，正正就是要向中國說不、以雙腳肯定香港那種嶺南本位多元自治論述。當地方文化於中國被黨國主義以極權手段剷平，香港就是那源於百越的嶺南文化最後一個堡壘。

中國於1949年赤化後，港中之間實施邊境管制，之後能偷渡香港的，大都有告別中國、擁抱文明的決心。而身在香港的華人，則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亦只能下定決心告別原鄉、根植香港。港中兩地民眾的生命歷程越走越遠，在深圳河以北，是剷平差異的大一統、以及黨國無微不至的壓制；而在河的南邊，卻有嶺南傳承、現代制度、以及相對自由多元的社會氣氛。在邊境管制下成長的一代，踏入壯年時正值1970年代，他們察覺港中有別，自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香港潮流文化由這代人於此時開創，而這種本土認同在政治層面，則催生爭取民主自治的社會運動。雖然這些民主派普遍仍有文化中國情懷，隨後中共亦常舞起愛國旗幟進行統戰，但這一代抗爭者的初心，始終在本土的民權和民生。

英治香港雖是殖民時代，卻也是海容百川、百花齊放的時代。但我們不要忘記：這種包容絕非自然而有的。香港這些年的自由與多元，是建基於英中兩大帝國於地緣政治上的制衡，這種制衡令香港社會能相對獨立。如此嶺南邊陲文明，才能以主角的身分大放異彩，並以此基礎吸收大陸以外各類文明的精華，令香港發展為多元的現代社會。相對獨立，是包容多元不可或缺的基礎。如之後分析，當前的地緣格局，是中國獨大；香港不力爭獨立，就只會大陸化、黨國化，自由多元也無從說起。就如杜克大學文學教授周蕾所言：

要穿梭周旋於中英這兩個侵略者之間，努力尋找自我的空間......香港必須建立自主性與獨立社會的觀念，來維持本身的繁榮發展。

2014年的雨傘革命、今年的本土抗爭，也是這種確立自主、力圖建立獨立社會的嘗試。

●哲學星期五於11/21在台北里山咖啡舉行座談會，由香港徐承恩醫師與台灣吳叡人老師對談，本文為徐醫師座談會發表講稿。

※徐承恩，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