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比較進步的朋友，認為爭取香港獨立，只是務虛的身分政治。他們認為貧富之間的分配正義，才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也許是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這些進步朋友覺得國族認同只是虛假意識，是政客為迴避階級問題而拋出的紅鯡魚。比如近年在中國發展的香港文人梁文道，對香港本土派日益反感，他九月於香港《蘋果日報》的一篇文章如是說：

你真的認為比起老無所依的現實慘況，富豪廉價租借官地，香港獨立是個更值得大家集中全部精力去完成的一件大事嗎？

假如我們要儘快幫助老無所依的貧民，也許最實惠的做法，是集中精力去籌款濟貧、到志願機構做義工，而不是去寫文章批判社會。也許親近建制，更有助募款呢。但進步朋友都知道，救濟只能紓緩問題、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就得從根本入手，批判製造問題的各種建制。基進，radical也，其拉丁字根radix，就是「根」的意思。梁先生煞有介事地提及富豪廉價租借官地，就是要說出分配正義問題的根源，是官商勾結、是階級政治。

當代中國正是帝國主義霸權

然而，問題的根就只是階級政治嗎？帝國主義，不也是與階級因素盤根錯節，同樣是分配不公的根源嗎？而論帝國主義，受到大中華觀點荼毒過的進步朋友，腦袋就變得糊里糊塗。在他們腦海中，帝國主義就必然是西方，屬於東方的中國就必然是受害者。這想法貌似鋤強扶弱，但假定東方必然是無辜無助的弱者，其實是種看不起東方人的東方主義。在此我們得要先把話說清楚：東亞大陸帝國以及當代中國，全部都是帝國主義霸權，不認清這個事實，就無法分析出香港分配不公的問題根源。

在香港開埠前，香港一帶的海洋族群，一直都被視為賤民。新歸順的廣府族群得清帝國縱容，令海洋族群只能從事卑賤或非法的工作。帝國政權亦完全忽視邊陲民眾的政治權利。不過清帝國對香港的管制卻是微弱的：官府只能鞭及縣的層級，在此以下的鎮、鄉、村，均要靠以廣府望族為主的士紳階級間接管治。在香港水域曲折多灣的海岸線，清帝國管治力量微弱，這樣才會有華南海盜和走私貿易的出現。

英國人在香港開埠後，就決心把香港建設成自由港。這即是說英國容許友邦借用香港，在不損害英國利益的情況下以香港為基地。是以香港發跡的西方商人，不全是來自英國，美國公司亦為數不少。即使在軍事層面，1874年法清戰爭時，黃埔船塢也曾維修過法國軍艦，因而鬧出一場風波。到1898年美西戰爭，美國海軍亞洲分艦隊先到香港補給，再到香港東北的大鵬灣集結，然後才出發攻打馬尼拉。清帝國亦能使用這個英國人建設的自由港，比如在法清戰爭早期，兩廣總督張之洞就成功動員華人船塢工抵制法國海軍。從某個角度看，香港從化外之地發展為英國自由港後，清帝國對香港的操控竟弔詭地增強了。

香港身為英國殖民地，在中國之外、卻處中國之旁。這種特殊地緣格局，令香港不得不面對來自英、清，或後來的英、中雙重帝國主義壓迫。而殖民地社會內，既有華洋之間的族群矛盾，到後來工業發展又令勞資矛盾白熱化。假如我們要做好階級分析的話，就必須考慮到帝國主義及族群關係的變數。不同勢力的合縱連橫，是權力分配、資源流動的基礎。

在19世紀末，華洋矛盾是香港社會最常見的矛盾。那時洋人官商多抱種族主義心態，法律對華人不夠公平。華工偶會遭洋老闆虐待，政府偶會徵收針對華人的款項。除此以外，華人的衛生觀念較為落後，而推行衛生政策的西醫又不諳民情，令公共衛生政策難以既合乎衛生又不擾民。此時，在東華醫院董事局的紳商，便會以華人代表的身分替基層華人請命。他們有時甚至會與大陸的官府合作，就像在清法戰爭那次風波一樣。

但隨著香港社會工業化、現代化，華人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意識形態分歧，逐漸趕上華洋矛盾。在19、20世紀之交，東亞大陸各方政治論述在香港角力、動員，過程中催生香港的勞工運動。華人資產階級則與洋人資產階級一樣，把新興華人工會視為搞事分子。在1920年代香港發生一連串的工潮，香港政府原先寄望華人菁英能如過往那樣協調衝突，但東華醫院辦的緊急會議，卻淪為華人資產階級批判華人勞工的申訴大會。

華人菁英在政府要求下，嘗試調停洋人資產階級和華人勞工的糾紛，最終兩路華人卻惡言相向。同一時期的反蓄婢運動，也是值得玩味的特別事件。在這場運動中，進步華人與進步洋人聯手抗衡希望蓄婢的華人資產階級。最終倫敦當局罕見地介入香港內政，香港政府代表華人菁英與倫敦討價還價，但最終還是於1922年末展開《管制家庭服務形式條例》立法程序，立法局的華人菁英於翌年屈服，不情願地投下贊成票。

雙帝國體制的內部矛盾

香港這個雙帝國體制的內部矛盾，有時會以港中對立的方式呈現。國共合作的廣州政府於1925年藉五卅慘案後的社會氣氛，與香港勞工運動聯手發起港粵大罷工，意圖封鎖香港。華人資產階級則認為廣州當局正在侵略他們的家園，全力協助香港政府打擊工潮，最終市面到七月便能逐步恢復平常。廣州政府於大罷工期間的社會動員，成為翌年北伐的助力，香港的勞工運動卻淪為棄子。香港勞工運動想趁勢推動香港本土勞工權益，但這些目標一樣都沒有達成，前赴廣州的工運領袖則沉迷於內部政治鬥爭。結果大部分勞工不欲參與政治鬥爭，於七月後陸續返港復工。罷工於1926年10月結束後，香港勞工運動五殘七缺，而在中國投靠中共的工運領袖，則在蔣介石展開清黨運動後淪為白色恐怖受害人。

1967年在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爆發的工潮，其發展模式卻截然不同。工潮爆發後，親共工會隨即介入並主導工潮，將之升級為反對英國統治的「反英抗暴」運動。他們發起罷工、罷市、罷課，卻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便發起炸彈恐怖襲擊。後來廣東的民兵甚至趁勢攻打位於港中邊境的沙頭角。香港政府很快就判斷出整場風暴乃香港激進親共派受文化大革命鼓舞而自作主張，北京政權則未有接收香港的計畫，故此放膽以高壓手段果斷鎮暴。但在一般香港人眼中，中共的侵略如箭在弦，或至少會按「澳門模式」，把香港中國化。香港人對當時殖民地管治的歧視政策頗有微言，但他們對中共的黨國國族主義明顯更為抗拒：畢竟大部分移民香港的華人，都是為逃避國共兩黨的黨國國族建構而來。香港人的心態，就如當時《星島日報》主編鄭郁郎所言：

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形勢下，支持港英，支持誰？這有如坐上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是司機，港人只好支持他。

這場1967年的暴動，令大部分華人基層與資產階級及政府站在同一陣線，並與中國政權及在港親共派對立。這次暴動的集體記憶，令香港人潛意識裡確認港中有別，縱然他們仍有文化中國情意結，但他們明確地要對現實的政治中國說不。

二戰後香港經濟穩健發展，圖為1955年的中環。（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開埠後的雙帝國體制，帶來複雜的合縱連橫，香港政府在地緣政治上無可避免要面對各路勢力的制衡。有些親共輿論質疑，何以香港在野派在未民主化的英治時期未有奮勇抗爭，要到中國接管後才不滿，這種質疑明顯是缺乏歷史感的愚問。首先香港公民運動確是在1970年代後才興起，到1990年代才走上軌道。但在此之前，香港還是有零星爭取民權的社會運動，只是公民運動本身就是要幾代人的時間去成熟，而初時的社會環境亦不容許太激烈的抗爭。更重要的是，香港政府當時雖未有民主制衡，卻要面對地緣政治的制衡，最終迫使政府用盡既有渠道監察民情，之後在民怨發酵前就早一步解決問題。

這種管治作風在1970年代變得爐火純青，被稱為「諮詢式民主」。那其實一點也不民主，而是一種知民所想，並以積極進取的政策預防民怨的治術。在六七暴動後那十幾年，政府以建屋計畫為接近一半的香港人提供廉租房屋、逐步減少體制對華人的歧視、贊助慈善機構並開始統籌社會福利的分發、推廣全民普及義務教育。政府雖聲言奉行「積極不干預」，香港因而沒有國營經濟、政府也不會指點企業運作，但政府卻有以間接手段促進產業發展：除了之前提及的廉租房屋外，政府也與中國合作輸入廉價糧水，亦鼓勵新界農民改善蔬菜自給率，如此皆能減輕企業薪資壓力。政府於新界興建新市鎮，除了為建設廉租屋，亦是鼓勵工業發展的措施。政府到海外則為關稅問題積極交涉，甚至會與英國的保護主義對著幹。

香港未有民主、未能獨立，香港政府的表現卻與民主獨立國家不無相似之處。雖然香港自由仍然受限，但當時除日本外，再沒有別的東亞國家比香港自由。這是因為1997年新界租約大限將至，香港政府必須得到民眾擁護，民生、經濟均須大幅進步，如此方能有籌碼與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

到1984年，大部分香港人都心悅誠服接受英國統治。他們未有選舉權，但1974年成立的廉政公署打擊官吏貪污濫權的流弊，甚至鼓勵民眾秘密舉報貪官，這樣民眾得以充權、亦深信官員皆為民眾公僕。過去十幾年經濟起飛，他們不單能改善生活，亦建立起成就感和自豪感。他們希望這美好的現狀得以延續下去。

中國人不在乎香港的民意

只是中國已是鄧小平的時代，鄧鐵了心要一雪清帝國割讓香港的「百年屈辱」。香港人的民意，中國人並不在乎。他們會揶揄英國人沒有在香港推行民主，就不能打「民意牌」，但本身沒想過要以民主方式找出香港民意。中國反倒恬不知恥，宣稱自己有資格代表香港的「中國人」與英國談判！1983至84年的談判，英國一直處於下風，結果兩國於1984年12月19日簽訂《聯合聲明》，決定於1997年7月1日把香港轉交予中國。

自此以後，香港從一個雙帝國體系，轉化為中國獨大的新殖民體系。香港政府意欲讓英國光榮撤退，想趁最後機會引入代議政制，但中國視之為英國意圖延續在港勢力的陰謀，結果至今香港只得一套半普選且限制重重的議會制度。香港政府在最後十數年，淪為弱勢夕陽政權，有論者甚至譏之為跛腳鴨。此時中國政權與原本親英的華人資產階級，卻因反對民主改革的緣故而結成不神聖同盟。除了香港政策外，中國當時的經濟改革亟需引入外資，而華人資產階級剛好有中國需要的資本。

香港資產階級自1980年代起集體北上，藉中國經濟改革的機會拓展業務。中國政權為香港資本提供極為優厚的條件，主要是利用中國法制不健全的灰色地帶，縱容香港資本違法及剝削勞工的行為。後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規模，中國國家資本則與香港資本合作融資，或是讓香港資本參與中國的投資項目、或是讓港商將中國公司帶到香港股票市場上市，之餘此類。

一些論者因為香港廠商對中國勞工的剝削、或是北上工作的資產階級和管理階層的囂張跋扈，就套用批判西方資本新殖民主義的論述，將這個經濟體系描述為香港對中國的「北進殖民」。這種挪用新潮理論的批判卻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無視中國國家資本的運作邏輯。中國當局絕對有能力對剝削中國勞工的香港資本家嚴正執法：事實上中國官員不時透過消防、環境、勞工福利之類的法規向港商施壓，甚至藉此苛索賄賂。而中國的投資項目，背後亦由國家體系全盤操控：中國當局曾拒絕審批原定由英資怡和洋行合作的基建項目，藉此宣示對英國香港政策的不滿。

恩庇侍從關係令香港資本家沉迷

香港資本家的「北進殖民」，其實是出於中國當局授予的特權，為此香港資產階級及管理階層必須展露政治上的忠誠，協助北京對付香港殖民地政府、並打壓香港新興的民主運動。他們的政治捐獻，令親北京政黨財源豐厚，使其政治網絡能伸入香港每一個小社區。與此同時他們亦與中國資本合作，大舉收購香港的媒體，迫使編採人員自我審查。一些普羅大眾未知時局丕變，以為1950至1970年代那種向上社會流動仍為常態，政治性格因而偏向保守。政黨資源和傳媒立場又日益傾斜，中國帝國主義者漸學會玩弄「選舉制度」，以「民主選舉」抗衡「民主運動」。

這種恩庇侍從關係令香港資本家沉迷「背靠祖國」的尋租食利行為，喪失一直以來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令香港逐漸淪為依附中國帝國體系而無法自立的經濟體。香港資本家必須以服從來換取在中國的生存空間，就養成揣摩上意、蕭規曹隨的不良習慣，令香港無法跟上21世紀創新經濟的大趨勢。香港商界流行的講法，是「high tech 揩嘢、low tech 撈嘢」，覺得與其冒風險創新，倒不如透過尋租行為儘快獲取回報；他們相信「識人好過識字」，與其費神掌握技術，不如多結交中國有勢力人士。

部分親中人士常貶損香港，指香港人自高自大而不知自己落後，當一河之隔的深圳已是世界硬體創新之都，香港連電子支付也未發展好。這種講法雖然道出實情，卻未有正中問題核心：問題不在一般香港人的水平，在於政府的政策與資本階級的投資行為有否推動創新經濟的發展。而主權移交後的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就只有促成香港與中國經濟「接軌」，鼓勵中國資金、遊客到香港，用各種基建將香港與中國連接起來，卻沒有盡力培訓香港人才、未有改革相關制度。香港商界則只對涉及「中國概念」的炒賣、或地產投資感興趣，除此以外對所有事情均抱有一動不如一靜的保守心態，更遑論長遠的技術研究開發。香港政商菁英既自甘為中國帝國主義的買辦，香港經濟之淪落、技術之退步，亦是無可避免。

香港的普羅大眾，絕非「殖民」中國的加害者，反而是中國帝國主義及依附霸權的香港資產階級聯手欺壓的對象。在1980年代，香港廠商見中國工資低廉，當局又故意縱容他們剝削勞工、破壞環境，就把工廠從工資較合理、法規較完善的香港遷往中國。廠商搬走工廠後，又沒有再用心提升技術，當香港技術人員把技術傳授予中國同事後，整個產業就被掏空了。後來中國自家的廠商羽翼漸豐，當局就嚴格執法，把香港廠商趕走。

但在此之前，香港的勞動階層已在水深火熱之中。香港的國民生產總值於1990年代是提升了，但得益者只是與中共勾結合謀的資產階級。在同一時期，香港製造業的工作大量流失，失業率、就業不足率及貧富差距均急速惡化。中產階級的收入雖較為豐厚，但亦受裁員危機威脅，而資產階級越來越熱衷透過炒賣樓房尋租，更令中產階級要面對沉重的房貸壓力。主權移交後的港中經濟融合，則只能令資產階級及少數從事工商服務的管理階層獲利。缺乏節制的中國旅客自由行政策，令旅客數目超過香港承受能力，令人口本已擁擠的地區生活環境進一步惡化。其衍生的平行出口貿易，令中國遊客與香港人搶購民生物資，令民眾不勝其煩。對普羅大眾而言，「中國因素」的出現，只是令其生活日益不安穩，而著重恩庇侍從關係的新經濟體系亦令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日趨渺茫。

面對中國帝國主義與香港資產階級的聯手欺壓，能與香港民眾一起反抗的，除了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還弔詭地包括意圖光榮撤退的殖民地政權。在香港前途塵埃落定後，殖民地政府決定引入代議政制，卻因中國反對而裹足不前。之後香港因六四慘案而爆發信心危機，英中兩國才能達成協議，並於1991年讓立法局部分議席由普選產生。彭定康於1992年就任港督後，下定決心善用《基本法》的灰色地帶，增加立法局普選成分。雖然彭氏的改革方案於主權移交後被廢除，卻為香港民主政治打下強心針，其親民作風亦成為香港人的民主啟蒙。除了政治改革外，彭定康任內亦引入促進民權的制度，增加社會福利開支，亦擴展香港大專教育。這些改革雖未能擋住中國帝國主義的侵害，部分措施於主權移交後遭廢除，卻能顯著改善香港民眾的人權、教育、醫療、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保障。

但殖民地政府與中國帝國主義互相制衡的雙帝國體系，到1997年7月1日就畫上句號。在此以後，就是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局面。而主持香港特區政府的，不是仰賴中國的香港資產階級，就是依附權貴的高級官僚、甚至還可能有親共派以至是中共秘密黨員。這個政府的經濟政策如此所述，就是要令香港成為倚賴中國的經濟殖民地。新政府廢除部分民權改革、對付異見者則有權必用。政府政策皆照顧親中資產階級的利益，又傾向緊縮社會服務開支，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的品質走向崩壞。中國帝國主義獨大的體制，無人能夠制衡，當局更不會讓香港人享有民主自治的權利。《基本法》列明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整體最終要由普選產生，中國人大常委會卻多次詮釋《基本法》，先是拖遲、然後又加上諸多條件。但此時中國帝國主義已經獨大，再也沒有力量能與之制衡、能迫他信守承諾了。

香港的不公平、不民主、以至各種民生經濟問題，沒有一樣不是因中國帝國主義而起。趕走中國，建立港人自治的香港共和國，當然是艱難的任務，但豈是無關痛癢之小事？

※徐承恩，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