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意見認為，香港人應該專注爭取民主，不該讓港獨爭議使形勢變得複雜。他們會覺得，民主訴求是高尚的，國族情感卻是不理性的，兩者不應混而一談。末代港督彭定康卸任後，常為香港民主發展仗義執言，卻對近年興起的港獨思想不以為然。他於2016年11月25日訪港期間，曾如此高調評論：不應把民主與港獨混淆，港獨不可能發生，更會沖淡民主力量。

然而比起爭取港獨的本土派，彭定康本人更有動機去模糊民主與獨立的關係。彭氏曾任保守黨主席，他不單是堅持大不列顛統一，亦是主張歐洲一體化的親歐派。他本身就是現有主權國家體系的既得利益者，而從近日加泰隆尼亞的事件，我們可看到彭氏所擁護的歐盟，本質上乃既有主權國家的俱樂部。這樣，他便傾向把民主視為簡單的選舉政治，而不知民主的深層意義，其實乃大眾主權之實踐。

民主本質就是獨立

管禮雅在《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中，指出世俗主義、平等主義與大眾主權的合流，結論就是國族主義。國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乃銀幣的兩面。在帝國的邊陲爭取民主自治，就是主張主權在民、是對中國宗主權的否定。民主本質就是獨立。我們固然要提防集體主義、種族主義偷換掉平等主義和大眾主權的理念，但這不等於要否定國族主義，而是要主張一套堅持自由、平等、公民自治的公民國族主義。我們不能說港獨與民主無關；這兩者本屬一體，主張民主，就是否定帝國、主張自決的小國國族主義。

論者或會質疑小國的公民國族主義，並不一定需要以獨立建國為目標。小國族可以迴避易惹爭議的統獨問題，在大國之內以自治政體的方式實踐住民自決，建立「無國之國族」。就理念而言，這亦是一條可行可欲的出路。但究竟應當自治還是獨立，應由小國族的民眾決定。他們必須要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做出真正的抉擇；而在做出選擇後，亦當有退出機制。但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國的中央政權能否以適當的策略配合。Michael Hechter 在Containing Nationalism中以「民主統派」的立場，指出若要成功以自治代替分離，中央政權必須避免直接管治，亦要讓小國族國民有民主參與中央政治的機會。簡要而言，中央政權必須既自制、又開放。當今世上，又有多少大國能做到呢？

而當今的中國政權，明顯既不自制、亦非開放。在20世紀初，中國有識之士曾提倡「聯省自治」，透過地方自治促成民主統一，但他們終究失敗了，如今再沒有人會認同這樣的主張。白魯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也就是說中國雖然在形式上採用了國族主義，但組成中華民族的，卻不是平等地實踐大眾主權的國民。自由主義從未在中國植根，主導中國國族建構的知識菁英，並不熱衷於爭取普羅大眾的自由權利，亦不認為他們與販夫走卒是平等的。他們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種族競爭才是世道。亦因如此，東亞大陸並不需要自由的國民，而是要集體團結達成富強，從而令黃種人能擊敗西方的白種人。受種族競爭的觀念影響，像「聯省自治」那樣強調由下而上的政治主張，就不易取得支持。

中國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

但中國國族主義者該如何團結群眾？清帝國及取而代之的中華民國，其疆土都是多語言、多民族、文化多樣的廣闊領域。即使只論及漢族，其成員亦是語言不通，大江南北的文化差異亦是難以調和。自10世紀以來東亞大陸帝國之所以能維持統一，靠的是科舉制度和儒家禮教。科舉制度把中央政權與地方知識階層連結，而與中央官員有個人聯繫的地方菁英，則以儒家倫理的教化，令民眾從著重長幼尊卑的家庭倫理開始，建立順從權威、維護專制的生活習慣。但清帝國於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知識菁英又認定儒家思想乃中國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不足以界定中華民族，以文化中國肯定統一的政治中國，其實乃事後的自我評價。

中國國族主義者可恃的，就只有恐懼和怨恨。西方帝國主義於19世紀在東亞擴張，西方資本日漸成為生活中難以逃避的存在，白種人的蹤影隨處可見，他們亦因資本和武力的加持而流露沙文主義的優越感。「文明」的黃種人被「野蠻」的白種人「以夷變夏」，對於未能掌握世情變幻的群眾而言乃揮之不去的恐懼。中國國族主義者輕易就能將東亞大陸之現況，對比起華夏帝國昔日之強盛，喚起群眾的屈辱感。比如孫文在1924年應上海《中國晚報》邀請而作的演講，就如此描述古今之間的對比：

喂，我哋大家係中國人，我哋知道中國幾千年來係世界上頂富頂強之國家，知道唔知道呢？但係見到中國係乜嘢既情形呢？中國現在就變成係世界上頂貧頂弱既國，中國既人民出海外既，就被外國人欺負凌辱，看上一個人樣。在中國內地呢，外國對於我哋既政府呢，對於我哋既國家呢亦係睇唔起。

當代中國之不濟，就這樣激起群眾仇外的怨恨。他們恨白種人瓜分東亞、恨滿洲人入主中原卻管治無能、恨日本人雖同為黃種人卻趾高氣昂、恨美國提倡國族自決卻口惠實不至。中國國族主義者要群眾因「國恥」而覺得丟臉，要他們戀慕帝國昔日的榮光，讓他們發著帝國終要恢復強大的「中國夢」。

但帝國如何能復興、如何能建設一個讓臣民重拾面子的強大祖國呢？中國國族主義者讓丟失面子的群眾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知，是以必須讓強而有力的領袖領導革命，讓少數先知先覺者集中眾人之力克服難關。孫文的那段演說，最終是叫聽眾購閱其《三民主義》，期望他們讀罷就會信服跟隨中國國民黨的路線。費約翰在《喚醒中國》中，提及北伐前後國共兩黨的文宣論述。這些論述都主張中國的群眾是沉睡的，他們要自立，非要由少部分革命先行者喚醒不可。

群眾的醒覺，不在爭取個人的自由，而是要為了革命的緣故執行先知先覺者定下的紀律，或是孫文的「軍政」、「訓政」，或是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讓先鋒黨集權，讓革命先行者改造群眾、改造國家，以黨國為中華民族及中國的終極定義。一切都是為了黨國，沒有個人的自由與自由的觀點，當然也不會有地方社會自治的空間。對國共兩黨而言，黨就是國。當他們以集權手段推進北伐，以列寧式紀律加上蘇聯軍備，用了兩年就一統中國。如今中國之定義，由黨國獨尊，中國再也容不下別的國族想像。之後國共內鬥，只是不同先鋒黨之間的爭權奪利，中國自此盡是黨國天下。

香港從未服膺於國共兩黨的黨國論述

但香港卻從未服膺於國共兩黨的黨國論述。陳炯明提倡「粵人治粵、聯省自治」，深得香港人支持。為先鋒黨開路的新文化運動，在香港亦缺乏迴響。於中日戰爭時到港避難的南來文人，常把香港人描繪成奉承西人而缺乏愛國情感的二流中國人。中國國族主義者視香港人為走上歧途的媚洋份子，他們想像到奪得香港之日，就要對香港這些野孩子再教育。

之後中共官員，都視香港人為未能服從紀律的潛在賣國賊。香港人若願意只做經濟動物，以至是向當局獻媚效忠，那中共可以藉一國兩制之名包容一下。但若香港人抗拒黨國介入香港，要掌握民主自治的權利，那麼即使他們說好愛國不愛黨，他們也是中國的敵人：黨就是國，在帝國邊陲反對黨，就是分離主義。

香港有50萬人於2003年7月1日走上街頭，反對主權移交以來荒腔走板的施政，亦反對侵害言論自由的《國家安全法》。期間民眾高呼「還政於民」，要求加速民主化進程。此時本土思潮尚未成形，民眾雖看重本土權益、民主自治，卻未有一套涉及港中關係的本土論述。香港人當時多認為自己是「愛國民主派」，寄望能展現愛國熱情而讓中央放心施予民主。按陳祖為在2004年的講法，香港人心目中的「愛國」，是一種「愛中華大地、黎明百姓、歷史文化」的樸素情感。問題是自北伐以來好幾代人的時間，黨國之間已如盤根錯節，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國家就是先鋒黨的黨國。近年中國國力提升，群眾亦傾向支持這個令他們重拾面子的帝國。黨國分離的愛國觀，其實只是海外華人奢侈的懷舊情愫。不論香港的抗爭者如何自我定位，在中國黨國霸權的眼中，任何追求自主的訴求都是意圖削弱國家管治的分裂圖謀。

當香港民眾成功拉倒《國家安全法》，進而要求落實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體的雙普選，就此中國官員及學者發起「愛國論爭」，在媒體上高調批判香港民主派主張「還政於民」是反對國家的陰謀。曾參與《基本法》起草的「憲政學者」許崇德，屢次與民主派人士正面交鋒，指出民主訴求只是阻礙中國在香港行使主權的藉口。他引述鄧小平生前講話，質疑「對香港來說，普選有一定有利？」鄧氏認為管治香港的政治人物必須擁護中國，必然要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而民主選舉卻不能保證能選出能被黨國信任的人選。前新華社香港分社（中聯辦前身）社長周南更不客氣地把民主派描繪為「曾極力反對香港回歸中國和激烈反對《基本法》的人」，並把「還政於民」的呼聲抹黑為英國殖民主義者打出的舊旗號。

中國拒絕承認主權移交後的管治危機，乃特區政府缺乏正當性所致。他們堅信是殖民遺毒的緣故，令香港「人心未回歸」，是以中國必須強調「一國兩制」中「一國」的一面，積極介入香港政治，使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和認同趨近中國。曾任中聯辦研究員的強世功在其《中國香港》中，就對香港那種將樸素的大中華情感等同愛國的看法開火：

在愛國問題上，他們經常會說，他們愛的是祖國的河山和歷史文化，而不是包含國家主權在內的政治實體。這樣的愛國是我們在港英殖民地下的愛國標準，而不是香港回歸之後的愛國標準。

中國以往曾友善對待愛「文化中國」而非親共的香港人，純粹是出於統一戰線的實際需要。站在中共立場看，「中國」既然是由這個先鋒黨定義和建構，那麼抗拒黨國入侵香港的，又怎稱得上是愛國的香港人呢？如此中國「必然要將『一國』從一個歷史文化的建構變成法律主權的建構」。強氏不惜借用曾被中共全盤否定的儒家思想，模仿近年於中國大熱的「政治儒學」之口吻，以人倫關係論證香港順服中國乃天經地義：

這種中心與邊緣、主體與補充、多數與少數、內陸與邊疆的關係，恰恰貫穿了類似父子和兄弟的儒家差序格局原則，它也同樣是國家所遵循的政治倫理原則。

強世功在中聯辦的同事曹二寶，則於2008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刊物中撰文「勸進」，鼓勵當局以更集權的方式詮釋香港的「自治」。在黨國主義的角度看，「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中國國族主義既由黨國定義，那麼中國國族主義在香港的實踐，自然就是讓黨國直接參與政治，以黨國的意志與香港人自決命運的努力抗衡。曹氏明目張膽的鼓吹中央應突破「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這舊承諾的心理關口，派遣直屬黨國的政治隊伍扶助特區政府施政，在香港直接實踐黨國的意志：

在管治力量上就必然是兩支隊伍。其中有一支體現一國原則，行使中央管治香港的憲制權力但不干預特區自治範圍事務的管治隊伍，這就是中共、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

以仇外先鋒黨管治的中國

視「還政為民」為分離主義，為此以政治介入、港中融合回應，就是2003年以來中國對香港的基本國策。在去年兩位本土派議員以涉嫌「辱華」字眼進行宣誓所引起的風波後，中國人大常委會以「詮釋」基本法的方式，褫奪不按標準宣誓者的當選資格，甚至波及另外四位在野派議員。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在批評本土派港獨主張之餘，亦把以往的在野派都拉下水。李氏認為香港獨立「這股思潮不是現在出現的，只是過去隱性港獨不敢公開，到現在也不敢公開地打出港獨的旗號，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險惡的辦法就是挑動年輕人」。

有論者認為近年的本土思潮，為中國製造藉口，讓他們把整個在野派都打為獨派，以危害國家主權的名義把在野派一舉殲滅。部分人甚至用陰謀論的邏輯，指控主張港獨的都是中共的奸細。但倘若我們有看過「愛國論爭」的言論，李飛的講法並不新穎：在香港人鼓起勇氣向中國要求民主自治的一刻，早就認定在野派都是分離主義者，而這正正就是中國黨國國族主義的邏輯：先鋒黨是神聖而永遠正確的，要麼是服從黨的指令，要麼就做國族的逆賊，再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以仇外先鋒黨管治的中國，又怎麼可能按 Michael Hechter 的構想變得自制和開放，讓香港人以民主自治建立「無國的國族」呢？中國只想要消融香港人的主體，用幾代人的時間消滅香港任何的獨特性，令香港淪為一個一般的中國城市。香港人想「還政於民」，就不得不掙脫中國帝國主義的宰制，以獨立共和國的姿態讓全體香港人民主自治。

這容易辦到嗎？難。但若留在帝國的宰制之中，民主不單是難，而是絕不可能。那我們可以寄望帝國本身之民主化嗎？問題是帝國要民主化，那麼與香港獨立一樣，都要等待帝國中央管治出現危機。屆時是讓香港等周邊獨立為民主國容易，還是在整合帝國之同時推動民主化容易？東亞大陸在20世紀的歷史，不就說明帝國整合，結局就是反民主的極權主義嗎？身為小國的悲哀，是任何民主的實踐，都不易達成，又須仰賴時機。但我們至少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錯誤，我們可以選擇誠實地面對自己，可以透過公民國族主義把爭取民主獨立的使命一代又一代地承傳下去。

在前文我們分析了三種視香港獨立為偽議題的論調，但這些講法，卻是未經推敲的。香港並非自古以來就是東亞大陸帝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附近沿海地域則有一群未被完全華夏化的嶺南海上族群。當這個族群遇上來自英國的勢力，就把香港變成在中國之外、處中國之旁的獨特社會。這地方吸引一批逃避中國國族建構的邊民、賤民、遺民，又自外於中國國族建構的過程，這些被中國遺棄的人於獅子山下建立自我，最終在英中兩個帝國的狹縫中發展為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香港人不能自欺欺人

香港一直為各方勢力角力之所。英中帝國之間、華洋社群之間、勞資階級之間，均會合縱連橫，拉一派打一派。但這種社會構造卻能帶來制衡，令當權者在殖民政治的處境中，仍能帶來有限度的善治。但自主權移交後，中國帝國主義獨大，並與資產階級結盟，普羅大眾無力制衡，民主政治、分配正義等均因而未能達成。唯有抵抗中國帝國主義，建立獨立自主的民主政體，分配正義等社會問題才有望能根本解決。

自北伐以來，中國已是黨國一體的國家，至今已90年，形勢早已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反對黨國全盤操控的主張，即使是主張愛國民主統一，仍是會被視為分離主義。若是如此，那不如誠實地面對自己，立志要掌握自己的命運，爭取香港的國族自決。爭民主不爭港獨的說法，說到底也只是自欺欺人。

批評港獨是偽議題的，大多關心著他們眼中的真議題。有的關注階級不平等、有的關注性別平權、有的關注社區規劃、有的關注環境議題。這些都是值得真切關心的議題，爭取港獨的朋友亦不應只談統獨不問世事。但對這些議題的關心，不都是出於對鄰舍的關愛嗎？身體力行關注這些議題，不就是本於主權在民的理念、不是出於共同體的感召嗎？那麼又如何能容忍帝國體制對大眾主權的挑戰、如何能接受外來帝國對共同體的侵害呢？很多議題都是值得全情投入的真議題，但港獨這類小國公民國族主義，則是能令所有議題都真起來的根本性議題。

※徐承恩，香港鰂魚涌人。本貫石岐徐氏，母系祖先為新加坡潮汕籍歸僑及四邑移民。他們都是被中華帝國邊緣化的海洋東亞族群。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同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自修香港史，並將心得寫成《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書名是要向台獨運動的前輩王育德先生的《臺灣：苦悶的歷史》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