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六個月是香港政局發展的關鍵期。下月的立法會選舉固然備受關注，但更令人期待的是明年三月舉行的特首選舉。各界心急如焚，祈望新任特首帶領處於危機之中的香港走出困局。

這其實也是很多領袖理論的前提和基本假設：太平盛世不是偉大領袖的安身立命之所，他們只會出現於水深火熱的逆境，甚至危急存亡之秋。「疾風知勁草」是中國人的傳統智慧，英國作家哈代（Thomas Hardy）也認為，危機與領導才能有共生關係；他形容前者是後者的「邪惡夥伴」(sinister mate)。這也許有幾分道理。

林肯和小羅斯福（F.D.R.）公認是史上最傑出的美國總統，但林肯若非要面對內戰和國家分裂的挑戰；小羅斯福若非要重建給大衰退折騰得死去活來的經濟和社會秩序，又何來機會顯露他們的領袖本色？

這也許解釋了當代社會的尷尬處境：人類今日面對很多問題，但關係到他們生死存亡的大危機—例如世界大戰—沒有隱現，更非迫在眉睫。結果，真領袖無跡可尋，偽領袖卻紛至沓來。從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到俄羅斯總統普丁，從菲律賓總統杜特蒂到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到前英國首相卡麥隆，或志大才疏，或蠱惑人心，或口蜜腹劍，或心狠手辣，無一堪稱「真金不怕洪爐火」的經世之才。

韋伯首將領袖美化和偶像化

難怪專門研究領袖學的西點軍校教授森密（Elizabeth Samet）在新書《領導才能：經典文集》（Leadership: Essential Writings by Our Greatest Thinkers）提出，政治強人領導無方，是人類踏入21世紀面對的最大問題。

我們對領袖失望，因為對他們懷有太大期望。將領袖美化和偶像化的始作俑者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韋伯1922年發表的《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是領袖學的奠基文本（foundational text），他將領袖劃分為有超凡人格魅力（charismatic）與按組織和程序行事（bureaucratic）兩種。

這個分類要彰顯的是傳統社會與工業社會的差異，本來並無孰優孰劣和厚此薄彼的含義。無奈崇拜英雄是人性，英國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的英雄事蹟》（On Hero and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也指出，世人的所謂歷史觀其實是英雄觀。於是，幾乎是順理成章地，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領袖被奉為領袖的理想類型，按組織和程序行事的領袖變成他們的劣質複製品。

這不但神話化了領袖，也誤解了領導的本質和現實。以家喻戶曉的喬布斯(Steve Jobs)為例，他不是國家元首，卻被奉為「管理之神」，公認是當代最傑出的商界領袖。但他領導有方，不是因為他有非凡的人格魅力；而是因為他巨細無遺地掌握領導的全盤過程：從搜集情報、審視競爭對手、制定目標、招攬人才、研發產品、跟蹤發展項目、宣傳及市場推廣到現身說法向消費者介紹新產品，他事事過問，將所謂微觀管理（micromanagement）的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

領袖僅是「敘述工具」

其實領袖呼風喚雨的時代早已過去。在2012年出版的《領袖的黃昏》（The End of Leadership），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領導中心研究主任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指出，領袖—不管是一國之君還是大企業的老闆—被削權或將權力下放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和歷史趨勢，選民、股東和網民的權力越來越大就是明證。

世上的大獨裁者固然買少見少，民眾選出來的領袖更不可獨斷獨行。與其說他們是領袖，倒不如說他們是致力建構共識的人（consensus-builder）。

但我們對領袖的美麗想像總是揮之不去—學者稱之為the romance of leadership。從毛澤東開始到鄧小平、朱鎔基以至習近平，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把希望寄託在「偉大的領導人」身上。這是人性使然。世界難以理解，在認知的層面太複雜，在道德的層面則太曖昧。唯有把歷史看作領袖的英雄故事，將世界當成偉人的表演舞台，現實才會明辨可解，事情的前因後果才有跡可尋。

從這角度看，領袖是非常有用的「敘述工具」（narrative device），將複雜無比的現實簡化為有起承轉合、矛盾衝突和道德教訓的精采故事。在一個人人都喜歡聽故事的世界，我們對領袖的美麗想像不會停止，只會變本加厲。（文章經亞洲週刊授權轉載）

※作者為專欄作家，最新的一本書是《私想Private Thoughts：性、愛、自由、幸福、痛苦、宗教、男人與女人的私密聯想》（二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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