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有情婦又有幾個孩子的不良形象,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比喻。(湯森路透)
在實施一胎化政策的國度,掌握生育魔法的巫師成了君王。中國提供人工體外受精術和其他生育治療、且領有官方執照的醫療院所,從2001年的僅僅5家激增到200多家,沒有執照的更是多不勝數。促進大量排卵的藥物克羅米芬,網路售價跌至一盒10塊人民幣,因而銷量暴增。
過去10年來,在中國出生的雙胞胎增加了一倍以上,每89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是雙胞胎之一。 這個機率仍然低於美國,在美國大約30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是雙胞胎之一。然而根據哈佛大學與北京大學的一群經濟學者所做的研究,美國的雙胞胎出生率增加主要是女性較晚生育導致的,而中國的雙胞胎出生率增加則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一胎化政策的結果。
這意味有很多女性故意把「雙胞胎」當作規避一胎化政策的方法,她們不是使用排卵藥物,就是在報戶口時把非雙胞胎謊報為雙胞胎。
舉例來說,2000年時,雲南的官員在300多個村子裡發現了700對這樣的「假雙胞胎」。研究人員發現,在超生罰款高的省分,雙胞胎的出生率比規定較寬鬆的省分高很多。根據一篇新聞報導,至少有一項估計顯示,上海每50個新生兒就有一個是雙胞胎之一。
2010年,廣州有一個成功的女企業家不僅挑戰了人類生育的極限,也挑戰了計生委容忍的底線,因為她在一個月內有了8個孩子。她能做到這點,是利用生育治療和兩名代理孕母的幫助,同時自己懷孕足月,產下幾個胎兒。媒體幫她取了個綽號,叫「八胞胎母親」。
當地新聞報導說,這名母親在生育治療、請人代孕和醫療費用上花了將近一百萬人民幣,又請了11個保母。他們一家人去照相館拍照的時候,照相館把照片傳到網路上,消息於是不脛而走。民眾起初的反應是無法相信。
「天哪,一家有八個孩子…這個計劃生育、人人都只生一個的時代,這反差實在太大了,」一名央視評論員說,「聽起來不像新聞,比較像童話故事。」
為了避開媒體關注,這家人躲了起來。兩年後,廣東計生委表示針對這個問題的調查已經結束,這對夫婦會被處以高額罰金,具體金額不明。
代孕本身在中國是個灰色地帶。衛生部禁止其管轄的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進行任何代孕程序。這當然就讓仲介機構得以在不受管束的情況下蓬勃發展。
關於中國有多少代孕仲介機構,並無官方的統計數字可查,但是,備受敬重的廣州媒體《南都週刊》估計,中國在過去30約有2萬5000個孩子是代理孕母所生。目前代理孕母的補貼金額為2萬至4萬人民幣不等,大約是美國代孕費用的十分之一。
一胎化政策導致對生育服務業的控制監管出現缺失,結果使得這個製造嬰兒的產業有如拓荒時代的美國西部那樣無法無天。中國有些代孕仲介機構明目張膽地提出保證生男孩的服務,其中牽涉到要代理孕母墮掉所懷的女嬰。一則地方新聞報導引述一名仲介的話說,有個客戶為了得到一個兒子,換了五個代理孕母。「這很丟臉。每次我們發現懷的是女孩,就得換一個代理孕母。」
代理孕母和親生父母也很容易遭到計生單位取締。2009年,3名同住在廣州一間國宅公寓裡的代理孕母被計生官員拖走並強行墮胎。「我當時一直哭,『我不要這樣做』,」懷雙胞胎已經4個月的年輕女性小紅對路透社說。「但他們還是把我拖進去,在我肚子上打了一針。」
生殖醫學的進步不僅給了富裕的中國人一個規避一胎化政策的方法,也深化了收入不均的差異。在別的國家,「有錢人生財,沒錢人生小孩」也許是老生常談。在中國,有錢人則更容易兩全其美:不僅生財,還能多生小孩。愈來愈多財力雄厚或有人脈的家庭願意、也有能力繳交罰款,或者透過其他巧妙的方式來規避一胎化政策,其中包括在國內外接受生育治療。
中國的窮人不是不能生超過一個孩子,但是一胎化政策法規的制定方式讓收入光譜兩端的人獲得最大的彈性:最窮的人住在農村地區,比較容易取得生一胎以上的豁免,而最富有的人,這些法規對他們的控管則是愈來愈淪為表面工夫。中國的中產階級才是最受這些規定約束的人;中國的窮人則是面臨最殘酷強迫手段的人。
八胞胎事件發生之後,新浪微博有一個用戶評論:「只要有錢,法律算什麼?」 另一個用戶說:「中國的法律是有錢人的法律。有錢人想生多少孩子都行,因為他們有錢繳罰款。」這則評論裡還貼了工廠女工馮建梅的照片,就是那名在懷孕晚期遭到強制墮胎的女性。
也許最能貼切表現出中國此刻境地的,其實是一部描述反烏托邦世界的小說,那就是是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這個發生在未來的故事,背景設於一個令人聯想到哈佛大學的地方,那裡的人口因汙染而失去生育能力。女人成了商品,納妾的習俗捲土重來,以提高生孩子的機會。
中國正面臨嚴重的汙染問題,愈來愈多人把不孕歸因於汙染,但是科學家還不完全清楚汙染的影響為何,或者更確切地說,影響的是誰。
例如在2013年,政府智庫中國科學院宣布針對空氣汙染和女性不孕之間的關係,展開一項為期5年的研究。 然而其他科學家認為,汙染危機影響的是男性而非女性。同一年,各家報紙都宣布上海正面臨一場「精子危機」,當地主要精子庫中的精子只有三分之一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幾項公開發表的研究也指出,環境狀況惡化與中國男性的精子品質下降有關。
要得出結論並不難。中國有超過6000萬名女性未能出生、在嬰兒時期被殺死或送人 ,還有另外4000萬名女性不孕 ,所以容易受孕的女性成了愈來愈稀有的商品,正如愛特伍小說中的情況。
這一點不僅顯現在代理孕母身上,更顯現在中國復甦的情婦文化上。這種風俗在共產黨統治之初衰落,但隨著資本主義興起而恢復了。官員有情婦又有幾個孩子的不良形象,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比喻。
這些女性不僅是因為她們的美貌而受到青睞,更是因為她們年輕,可以生小孩。這些故事在腐敗官員被揭發時,往往不會被提及。湖南省德山的前城建局副局長鍾必峰則是被他的情人揭發。
她在湖南官方入口網站「紅網」的論壇中寫說,鍾必峰非常想要兒子,因此透過婚姻介紹所找到她,並且承諾如果她為他生一個兒子,就給她50萬元人民幣。如果她懷的是女孩就要墮胎,但是會收到10萬元的補貼。「2014年2月,我到他家裡找他時,遭到他的妻子毆打,」她寫道。後來鍾必峰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郴州市前副市長雷淵利有9個情人,他被抓到挪用公款供養她們,並為一名私生子設立信託基金。後來雷淵利因挪用公款和受賄被判處死刑,之後改判20年有期徒刑。
這些生殖實驗不僅限於中國本地,也不僅是中國的問題。因為,這樣的孩子有愈來愈多是在美國出生。
本文摘自《獨生》一書「跨境嬰兒」章節。衛城出版社出版/作者為普立茲新聞獎得主、國際特赦組織人權新聞獎得主。曾擔任《華爾街日報》記者,著名報導包括9-11攻擊事件後的紐約、二○○八年北京奧運前的中國轉型過程,以及中國的農民工。被《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選為中美關係的五十名影響人物之一。離開記者崗位之後,曾任南加大傳播學院講師,現為新美國智庫成員。
【延伸閱讀】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社會工程實驗-一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