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北大教授胡適在編同人刊物《獨立評論》，接到一封四川來信，講到四川的情形有「變成地獄」的危險，覺得這喊聲是應該讓全國人都聽見的，沒有經本人同意，就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還加了個《救救四川》的標題（署名「古舞」）。

這封寫於3月29日的信中說，四川被殺的大約有80萬到100萬人。中國青年黨創始人之一李璜回憶，根據四川實業家盧作孚主持的安撫會救濟組當時記錄，僅在蓬安、營山、儀隴三縣及廣元、岳池的一部分地方，5個縣清出來的老百姓屍體（軍隊死亡不在內），就有27萬多具。

這是四川被紅軍占領過的「匪區」，真可謂瘡痍滿目，慘不忍睹。自1949年政權轉移以來，這些情況就沒有受到過關注，很多人可能難以相信。

古舞在這封信裡還說：「這些良民都死得很慘，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萬人，家產蕩然，顆粒無存，春耕下種已遲，這兩天草根樹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愛的小孩子偷來煮起吃。我們親見此情景，真正傷心得狠！」

他們打了幾十個電報給蔣介石，南京政府好不容易答應匯款30萬，但至今未到。向紅十字會、華洋義賑會求助，回電都說只救天災、不救人禍。四川遭遇的確是人禍。30萬大軍雲集「剿匪」，到附近十幾個縣購米，甚至封倉「打糧」，導致這些地方沒有絲毫生活之資，附近各地也都沒有吃的，「一如曾陷的匪區慘狀一樣：餓殍載道，逃荒搶人。我們每天都親眼看見餓死幾十、幾百人！——餓死的狀態比被殺慘得多啊！」連一向舉重若輕、很有辦法的實業家盧作孚賣了一陣氣力，終於也都灰了心。

地獄裡的牢騷話

古舞估計四川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地方也就是3、40個縣完全生活無著，非常危險。他對胡適說起這些陷入絕境的人們，「他們簡直比螻蟻的生活還不如啊！」【《獨立評論》96號，1934年4月15日，17—19頁】

7月30日，他又一次給胡適寫信，《獨立評論》發表時題為《地獄裡的牢騷話（四川通信）》，信中講述了他親眼目睹的事實：

匪退之後，匪區的老百姓常常欲哭無淚向我們說：「先生，我們怎麼活得起來！匪在的時候，天天開會，天天徵發，稍不服從，即便殺死。現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窖藏了一點紅苕兩升米，官兵們又拿刀來強奪起去，我們怎麼活下去咧！」【《獨立評論》第113號，1934年8月12日，13頁】

「匪」是國民黨官方對紅軍的稱呼， 當年9月，《獨立評論》宋益清發表《從四川匪區回來》一文，他從一個村婦口中得知當地老百姓還將紅軍叫做「黴棒老二」，當地土話把強盜叫做「棒老二」，加上倒楣的「黴」，當然是貶稱，顯示了這些老實的莊稼人對紅軍的厭惡：

「我們做莊稼，他們要叫我們開會。村蘇維埃，鄉蘇維埃，區蘇維埃，會很多！往來有百多裡的地方，也要自己帶糧食去開會。」【《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8頁】

官兵說起搶糧食，也是一肚子的委屈，三個月都沒有發伙食費了，就是三個月前，一個營每月也只發了120元，如果不下鄉「徵發」，伙食費都沒法維持。

古舞問：「你們軍長籌集的幾百萬剿赤費，一個都沒有發下來嗎？」那營長歎道：「誰曉得！唉！萬惡的軍長！」這一聲歎息痛恨，讓他無話可說。【《獨立評論》第113號，13頁】

「工農執政」

自4月3日起，宋益清從四川最繁榮邊城廣元深入「匪區」，在岩石、橋柱、墓碑和石坊上到處都看到紅軍刻的標語，油印的佈告、捷報、宣傳品等隨處可見，牆上塗了石灰，再畫上花邊，中間寫著十大政綱工農條例之類。

僅在望蒼壩，廣元縣蘇維埃所在地，挖的萬人坑就有70個之多，算起來埋了兩萬人只有多沒少。到了小小的南江縣城，兩條正街曾改名馬克思、列寧，萬人坑也有很多，會場中的對聯還在：「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匾額上寫著「工農執政」。

他發現紅軍善於宣傳，宣傳品中儘量使用土語和俗字，而且造了許多字，也可以說是簡化字吧，比如繁體字中筆劃太繁複的那些字，「鄉」、「團」、「鬥」這些我們今天採用的簡化字，當時就出現了。但對於他們的宣傳，莊稼人也不大相信：「說他們的好處，說他們是為窮人，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8頁】

他聽說紅軍鑄有銅元，還印有郵花紙幣和布幣，他很想收集，可是銅元在紅軍撤退時都已帶走，散在民間的很少。紙幣和布幣因為老百姓素來沒有信心和使用習慣，左手進右手出，很少留存，「同時他們自己認為附敵證據的東西，那肯輕易拿出來。」

最後，他好不容易從一個老嫗手中換了一個當200的刀斧星幟的銅元，用了5倍的價值。又有一村女往返40里山路帶來9張票子，值一串的紙幣，兩串和山串的布幣都有，他猜想那是山前山後的鄰家湊起來的。

郫縣1年12徵　已徵到民國74年

對於那一帶人們的生活，他從川北一路走來，有許多直接的、感性的見聞，「黃沙瘦土已反映出人民的饑色，比虎還猛的苛政再吸去了他們的膏血，結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我們所能想見，也不是我們所能忍見的。我們走了5天，沒有看著好兩家完整的壁牆，也沒有看著好兩個土人不穿襤褸的衣袴。這一路本來也出米，但是人民賴以續命的是雜糧和菜葉，因為米是僅有價值的產品，要留來賣送給催款人的。路上有很多擔抬的力夫，初過的行人，一定照一般的推測，以為他們得錢來供家口的，不，還有急於此的。在這瘠土殘山中，伴著這等蟻民度這淒苦生活的，家有一頭老牛，或是一隻瘦馬。可是這幾縣人很懶，我們過路的時間已是陽春煙景了，他們還在家裡燒煙，圍火；同時不整潔，沒骨氣，也是別縣人所沒有的。」【《獨立評論》120號，1934年9月30日，4—9頁】

7月16日出版的《東方雜誌》發表朱契的論文也留意到了四川田賦之重、稅目之繁、預徵之多。「幾千種的苛捐雜稅；幾百種的劣色及不兌貨幣」，讓章乃器深為震驚。附加的預徵層出不窮，四川郫縣1年12徵，已徵到民國74年（即1985年），新繁所收的田賦已預徵到民國80年（即1991年），人民被迫典子賣子，投河自殺的也時有所聞。宋益清當時還沒有看到這樣的慘狀。

從1934年到1949年不過15年，稅賦徵到1991年的政權丟掉了大陸，挖萬人坑又善於宣傳的那一夥則用斧頭劈開新世界，只是工農並沒有真的執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