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0歲的芭芭拉和美國《哈潑》雜誌合作了一項採訪計畫，由芭芭拉以實際體驗方式，去找出當時領取一小時6、7美金的美國勞工，每天究竟過著什麼樣的日子。之後她將親身經歷寫下《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

行動展開，芭芭拉捨棄正常生活，改而從事低薪但工時長的工作。像是女侍、飯店服務生、清潔工、看護和連鎖超商的銷售員。那時，在美國要租得起一間附臥室的公寓，一個人至少需要賺到8.89美金的時薪，但當年每97個美國人，只有一個人能得到那「讓人活得下去的薪水」。

很快的，芭芭拉體會到了「底層」人生的現實。她必須在極為有限的收入下，分配好租屋預算、食物費、交通費和瑣碎的生活開支，幸好她上無老母又不必養孩子，勉強算是過得去。可是到頭來，她每一分毫從高流動率、低薪勞動市場獲得的保障，都僅能讓她維持最簡易的基本生活。

同時，她也親嚐了基層勞動工作的陰暗面。例如對一個餐廳服務生來說，餐廳空閒的時候其實和忙碌的時候一樣累人，因為機靈的服務生都知道，此時最好主動找點事情，假裝很忙的樣子，否則餐廳經理就會故意丟給你其他糟糕好幾倍的事情做。

薪水的奴隸

「只要有工作，不論是哪種，都能使你向更好的生活前進。」這句話一再被芭芭拉真實的底層生活推翻。而且，根本沒有任何神奇的理財之道能讓領取時薪6、7美金的人得到更好的生活，反而會有一大堆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額外開銷讓人疲於奔命，太多人只好身兼兩職，變成了「薪水的奴隸」。

回到我們自己生活周遭，稍加留神，其實也能看到勞動者的另一番世界。

過去一年來，我每個月剪一次頭髮，每次到固定的理髮廳，找固定的理髮師，幾回下來，任誰都不難掌握台灣連鎖理髮廳的經營模式。

這位理髮師每天中午12時開工，9時左右下班，沒有所謂的用餐時間，吃飯都是在店裡儲物間匆匆扒兩口飯解決。一周工作6天，只休星期日，每年連續休假從沒有超過5天。這種工作型態已持續不間斷15年。

根據「勞資協議」，理髮師有開工就有錢賺，剪越多賺愈多，老闆則從她的每筆收入中抽取六成。一周工作6天，是理髮師「自願」為之，不然無法支應日常所需，遑論預留退休基金。每間分店另外會訂下每月業績，沒達到，員工就沒有年度獎勵。 註更多台北市有理燙髮美容職業工會，由此提供相關保障，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加入。

謝謝老闆

老闆每年會舉辦員工旅遊，但每次都要所有人清晨5時集合，租5台遊覽車（老闆旗下有超過50間分店），南北一日遊當天來回，資深理髮師都知道去玩會更累，所以每次都只有新進員工參加，因為不敢不去。

這位理髮師去年結婚，一直不敢生孩子。她一年和自己南部父母見一面，曾經，媽媽生日的時候，是自己搭車北上和小孩吃一頓晚餐當作慶生。有同事請假待產形同離職，除非產後重回崗位，這段時間那位同事對這間理髮廳將分文不領。

理髮師打扮時髦，談笑風生，加上店裡生意不錯，收入還算穩定，偶爾自嘲都是在賺皮肉錢，卻也習慣了。就其言談，我從未聽聞任何有關「改變人生」的華麗言論。

至於這連鎖店的老闆，他在台北有三棟房子，兩個兒子，家庭和樂融融，還可以安排兒子到各分店當實習生，而且沒有人敢使喚他。老闆也是理髮師出身，如今飛黃騰達，倒也不認為自己有改善職場環境的責任，而是更懂得怎麼樣從擷取別人的勞力中累積財富。或者還認為員工要感謝自己提供工作機會。

電影《大佛普拉斯》裡，底層窮人的生活都以黑白畫面呈現。（圖片取自《大佛普拉斯》預告片）

對人民真實生活失去興趣

如此勞動環境和「勞資合作模式」，在台灣絕對不會只是特例。我們以為我們有一套勞基法，問題是，就如同芭芭拉在結束化身調查後所說的，政府總是以為自己提出了一項保護人民權益的政策，一旦政策出爐，就對人民真實的生活失去興趣。

尤其，權力者之間的氛圍，往往對「底層」、「窮困」帶有「共謀對抗」的態度，好像承認很多企業仍在壓榨勞工，就等於承認政府提出的變革根本無效，這種心理，會讓當權者益發以偏離事實的眼光檢視自我施政。

電影《大佛普拉斯》裡，撿破爛的肚財聽人家說有錢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不能沒有你》中，絕望的單親爸爸李武雄，抱著女兒爬上行政院附近天橋，大喊社會不公…這些台灣寫真紀實，一部分作用和《我在底層的生活》相同，皆是不斷地提醒我們，儘管眼前社會如此富足豐裕，一個生活在經濟底層的人，仍然必須掙扎求生。

當我們批判極權國家清理所謂的「低端人口」，認為那充滿將人以「物」為計量單位的荒謬時，我們又該用什麼樣的眼光凝視自己？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