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歐洲人瘋足球、美國人愛棒球一般，不同運動之間也存在著由族群、文化與國境界定出的界域。一九四八年，臺灣首度參加在上海舉行的全國運動會，但是上海民眾並不了解臺灣人所熱愛的棒球，棒、壘球比賽的觀眾人數總是屈指可數，例如臺灣對上廣東的壘球賽，「門票共計出售一百多張，為壘球比賽以來最大收入的局面」。而籃球、足球賽則總是呈現人滿為患的局面，看門道者眾多。換言之，就如同媒體所指稱的，戰後初期「本省人的愛好棒球，一如外省人的愛好籃球」，展現族群地理與運動版圖相互堆疊的大致樣貌。加上戰後政經資源以外省族群佔優勢，使得棒球與籃球不僅具有本省與外省的分野，也有官方與民間認同的差別。棒球往往只能在民間的自力救濟中開展。

基本上，臺北市是外省族群的主要居住地，籃球的風行也較臺灣其他地區為盛，而官方對於運動的喜好，則大致上呼應族群的偏好。戰後初期，籃球與棒球的出發點原本大致相同，打棒球的人必須在外野有大樹的新公園球場打球，而打籃球的人也必須在寬度不夠的新公園軟式網球場上打球。

然而，一九四九年之後，先後興建的鄭州路球場、憲四團球場，為籃球比賽提供了更良善的空間。一九五○年，憲四團球場首見夜間燈光，為臺灣籃球夜間比賽之始。一九五一年，五千多人的三軍球場，以及此後的兒童公園體育館、中華體育館，都可以看出籃球運動受到當局的重視。而在當時，臺北最稱頭的棒球場（或許該稱為大空地），仍是「新公園棒球場」以及「臺灣大學操場兼棒球場」。臺北市內擁有少棒隊的國小，如龍山、永樂、老松等，也幾乎毫無意外地都是本省族群居住的區域。

一九五一年，臺灣籃球隊與棒球隊同時赴菲律賓訪問。籃球方面，是由體育大老郝更生親自赴菲律賓會談相關事宜，目的是以打籃球聯誼中華民國與菲律賓的外交關係，此因總統蔣介石與季里諾同站在反共陣線，籃球隊因此扮演鞏固外交邦誼的任務。至於棒球隊，雖也薰染部分外交色彩，卻是由柯蔡宗親會邀請，經費由宗親會與謝東閔、謝國城等人四處張羅自理。官方對於籃球與棒球的態度，由此可見。

有關當局對於籃球的重視，更可由「喝牛奶」一事看出。曾擔任四屆國手的合庫經理陳勝次，清楚記得有次路經三軍球場，聽見球場內喧囂不已，因此前去湊湊熱鬧，但眼前所見令他折服的，不是高超的球技，而是拿牛奶當飲料喝的籃球隊員；他想起自己練棒球時，有杯茶水喝就很高興了，更多時候還只有自來水可喝。這其中的差異，真令人嘆為觀止。

又如在南部打棒球的小孩，總是臭屁地穿著球衣出門炫耀，但當時在臺北打棒球的孩子，若穿著球衣在外行走，則沒有如此的榮耀感。

主流論述對於棒球也並未像現在這樣看重，直到一九六九年臺灣少棒拿下世界冠軍，媒體才連日刊載「如何打棒球」的報導，對於棒球術語報導的莫衷一是，更代表官方或者公共輿論漠視棒球的態度。

早期的臺灣，正如同眷村村口克難球場上聚集著大江南北的外省人打著籃球，臺灣鄉野的空闊土地上也聚集了操著一口日式棒球術語的本省人在打棒球。時至今日，棒球隊中的共通語是閩南語，術語則以日語為主，而籃球隊的主流語言則仍是國語；打棒球與打籃球的、說國語與說閩南語的，各自形塑了不同族群的運動特質。

當然，外省／本省、籃球／棒球的界線並非完全裂決，如同曾任國手、出身眷村的周阿海，就因為臺中二中的棒球風氣而投身棒球、喜愛棒球。七○年代之後，這條界線更是完全鬆動，棒球沾染了國族激情、喚醒了民眾對棒球的熱情，打棒球成了可被期待的人生新選擇，提供了足以成就平民英雄的契機。因此，透過棒球認同中華民國的時刻，也就是外省族群參與棒球的時候，於是造就了趙士強、林華韋等代表性人物，棒球也成為所有臺灣人的共同認同。

*本文摘自《新版 臺灣棒球一百年》，玉山社出版。

【作者簡介】

謝仕淵
因為打棒球而愛棒球，最後研究棒球的棒球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兼任教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南大學、逢甲大學等校。
關注體育運動與國族認同的議題。編輯與著作《國球誕生前記 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口述訪談》等書，並曾擔任電影《KANO》等棒球影視作品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