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基法》修法的公聽會上，一位過勞死的遊覽車司機老媽媽不斷地拭淚，她說，他兒子每月工時超過300小時，亡故前更連續上班46天。客運工會的代表更坦承，每日出勤超過十多個小時，根本是他們長途客運司機的工作日常。勞方代表痛斥，過勞死比例較戰爭、警察執勤死亡率還高，為什麼只有賴清德聽不到也看不到？

每件勞工過勞死的血淚都令人同情動容，不過，要以此來阻擋《勞基法》修法，對此刻的賴清德來講，說服力顯然是不夠的。例如遊覽車司機每月工時超過300小時，不管在修法前後的《勞基法》都是不被允許的，這根本是違法問題，與法令良寙無關。至於勞工因連續上班而過勞死，必須細究到每個個案是否違法，法令本就不可能全面顧及。

對一個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來講，他熬夜加班到凌晨一點，隔天早上九點又可以生龍活虎地出現在工作現場；但對一個五、六十歲的勞工來講，如果加班到晚上九點才下班，可能伴隨著晚睡與失眠，隔天再上班已經精神不濟血壓上升。又如，一個身體健康者與罹患心血管疾病患者對工作的耐受度必然不同：或者，從事一般文書工作者，與勞務工作者或必須高度集中精神的工作型態（如長途客運司機、精密工作作業員），必然應該有不同的勞動規範條件；這其中，「工時」其實只是一件很粗略的分類。

一個合理的勞動環境要保障勞工的自由選擇，較符合人性的作法的確是如民進黨政府的修法口號所言：「讓想工作（賺錢）的去工作，讓想休息的去休息。」但這句話能夠成立的前提是：「當勞工不想工作時，他可以毅然決然拒絕雇主，也確保不會被秋後算帳。」問題在於，台灣的勞檢能量長期不足，加上工會組織涵蓋率不到一成，政府這種說法根本是撇清自己的責任，把勞工置於不可知的勞動現場，也難怪民進黨政府被批評為「講幹話」。

民進黨政府「講幹話」，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包括在野黨（不管是國民黨或時代力量）及勞團工鬥團體並沒有針對這「幹話」提出對策。事實上，勞團抗爭最烈的「鬆綁七休一」，它早在30年前制訂《勞基法》沒多久之後，就以「四周變形工時」之名被放寬了，且其適用的產業迄今仍以行政裁量不斷地增加。留著一個空殼的七休一，除了增加與政府資方之間的相罵本以外，於勞工權益並無助益。

同樣地，賴清德的「三萬元功德說」，以及「勞工薪水不夠才要加班」，其背後指向的都是台灣勞工的低薪環境，這是台灣的經濟產業問題，與《勞基法》同樣干係不大；只能說低薪問題加重了勞工對《勞基法》修法問題的相對剝奪感。對於此刻正在抗爭的勞團而言，必須釐清其抗議的標的到底是勞動條件惡化？低薪？抑或是資方順利鬆綁七休一，但勞方卻一無所獲的心理缺憾與不干？才有機會對症下藥。

換個角度來講，當一個法令（七休一）在立法之初就遭到一個違法函釋架空30餘年，甚至最後以變形工時立法遭到實質取代，就代表它其實已經無法涵蓋所有勞動現場了。如果立法從嚴的結果最後總是導致執法從寬，逼著所有人跟著遊走法律邊緣，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偽善。

這兩年來，環繞於一例一休的爭議，其實對於台灣勞工意識的伸張具有重大意義，不少資深勞運人士甚至稱之為「勞基法元年」。在勞工意識開始萌芽的階段，勞資政三方該做的是透過修改《工會法》或不斷承諾提升的勞檢能量，確保勞工的任何選擇能夠獲得保障。但這樣的機會稍縱即逝，用錯了力道，反將造成三輸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