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爺爺過世的隔天，奶奶發瘋了！」尹若宇睜大著眼睛看著我，那是一個孩子震撼的經驗，「爺爺在世時，奶奶從沒有講過一句爺爺的壞話，沒有對爺爺大聲過一句，沒有講過任何關於爺爺的事情……。」突然，就在爺爺闔上眼睛那一刻，奶奶精神的最後一道牆終於崩潰了。

「她開始不斷地對我們咒罵爺爺，說爺爺殺人，說爺爺多麼笨多麼無能是個懦夫…」接著，奶奶的機關槍掃向所有家人，「然後，不斷地抱怨她的四個小孩……。」

五十年的怨恨、五十年的壓力，一旦化為語言，就是無日無夜。本來尹若宇的大姑一家和奶奶同住，最後也受不了搬走了，只好由尹若宇一家人每天到奶奶家照顧奶奶。

看到奶奶從一個溫文儒雅的老師，變成了一個完全無法溝通，不停咒罵爺爺的老太太，「我可以想像，和爺爺共同生活一輩子是多麼大的壓力。」尹若宇說。

如果「轉型正義」是一個「脫離壓迫環境終於面對自己」的過程，奶奶在70歲時陷入「找自己」的迷霧中，孫子尹若宇卻是幸運地從17歲就開始尋找自己。

打、打，打成陳水扁！

尹若宇的爺爺、父親都是軍人，他念的是眷村裡的幼稚園，他還記得幼稚園時老師教他們捏黏土：一手手心擺著一塊土，另一隻小手握緊拳頭開始搥打，口訣是：「打、打，打成陳水扁！」。

陳幸妤看診的牙醫診所，就在他家的附近，扁案發生時，每天都有記者圍在四周的巷弄裡，等陳幸妤一出門，就團團圍上去。「我現在想起來，他們就是想把她逼瘋。」尹若宇說，但是那時候他還小，只覺得家附近「很熱鬧」，鄰居同學們最喜歡互相聊的話題是：「我今天又看到那個瘋女人了。」

「我的轉變是大埔案，」尹若宇說，那時候他剛上高中，「我以前覺得這個國家唯一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民進黨太亂了，可是大埔案發生後，我開始覺得不對勁。」

內心充滿疑問的尹若宇，開始自己出門找答案。

太陽花學運、反核運動，他都有去現場看看，「我看到群眾和警察在現場打起來！」他說：「我相信這個國家瘋了，人民被政府逼瘋了！」

瘋了！瘋了！奶奶瘋了，整個社會都瘋了……17歲的尹若宇茫茫然地從車站走回家，腦袋裡轉來轉去的只是這兩個字。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人發傳單給他，接過來一看，是「連署罷免蔡正元」。

「我很想認識他們，了解他們。」就這樣，尹若宇成為「罷免蔡正元總部」年紀最小的義工，「我在那裡第一次聽到，有人是支持『台獨』的。」他笑起來。

踏進社運圈找自己

其實「罷蔡」總部離尹若宇家不遠，不過他每次跨進總部，就好像踏上了外星球，看見一個不曾存在他生活的世界。他的世界越走越遠，等到「反課綱」運動開始時，尹若宇已經是決策小組成員，一腳踏進社會運動圈了。

這也逼得他不得不和父母攤牌。「反課綱」學生衝進教育部時，他也在現場，一名路過的教官衝向學生，尹若宇用雙手架著教官的胳膊不讓他前進，就這樣，他被抓了，一夜沒有回家。

「我媽打電話給我，我在地檢署不敢接啊！」這個無辜的大男孩愁眉苦臉地：「結果她很生氣就去把我的電話停了，你說這不是很奇怪嗎？這樣不是更找不到我了……。」

結果聯絡他爸媽的是反課綱運動義務律師邱顯智，尹若宇手拿著空中的話筒，模擬起律師和家長聯絡：「我是律師，你的孩子現在在地檢署，他沒事……」，對面就是嚇得半死的孩子們。

和家裡斷絕關係

軍人父親大發雷霆，咆哮著要把他趕出家門，也就在這段時間，他意外地知道了爺爺的祕密，「就在大概三、四年前，我知道了這件白色恐怖事件。」他說。加上那時候感情不順利，社會運動裡繁雜的人際壓力，種種因素都讓這個男孩子想要逃離，於是他離開台北，跑到中部讀書，靠打工自己生活，和家裡完全斷絕關係。

「我那時候就不想遇到人。」尹若宇開始往山裡跑，發現自己對生物研究很有興趣，現在在念生物的他，花很多時間在中部的山林裡。「我明天要和教授去山裡看石虎！」他興奮地向我宣布：「我的教授是台灣最早從事環保運動的人喔！」他很得意地說。

講到這裡，我也替他憂心起來，「你和爸爸媽媽真的沒有聯絡了嗎？」我問。

「他們後來還是來看我了。」這個大男孩有點扭捏起來。

更重要的是，他突然發現，他也可以開始和父母談這些事情了。對爺爺奶奶來說，這些痛苦黑暗，有如十字架的過去，加諸於子女身上堅不可摧的政治意識，到了孫子這一代，都成了可以解開的結。終於，經過了漫長的70年，孫子也可以有與奶奶不一樣的選擇。從小相信老師的尹若宇，這一次還是選擇相信老師，教導「轉型正義歷史」的老師告訴他：「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因為不論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受傷的心走不遠。」

曾經是「反課綱運動」核心的參與者，經過激情、經過家庭革命、經過成長的痛，現在尹若宇說，他從運動裡學到的道理也可以放在「轉型正義」上。「歷史的真相一定要公布，可是，處理的時候我們不能只想著把對方滅了…我們還是要回歸人與人的關係，把對方當作一個人來看待，這樣大家才能坐下來好好地談，因為最後，我們還是要一起生活。」  （......上集、...番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