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西德前總理柯爾的太太安內蘿瑞自殺身亡；她的死，震驚了德國。出生於1933年的安內蘿瑞，來自一個納粹家庭，她的父親從事提供納粹軍火的生意。身為納粹之女的原罪，讓她在戰火之下飽受凌虐，戰爭結束前夕，年僅12歲的安內蘿瑞遭到俄軍多次強暴，且在強暴後直接被丟出窗外；雖然獲救，但是安內蘿瑞從此脊椎受傷無法完全復原。

身體的殘缺無法康復，內心的痛苦更是無日無夜，1993年，她還在擔任總理夫人時企圖自殺未遂；柯爾卸任後，2001年捲入政治獻金醜聞，安內蘿瑞便在此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戰火下的悲劇

柯爾的家庭悲劇，在德國是典型的「戰火下的孩子們」的悲劇，安內蘿瑞身為納粹之女，加害者的後代，本身也在戰火中飽受摧殘；這樣的家庭背景在德國這一代司空見慣，可是在戰後德國重建的過程中，他們選擇對自己難以面對的事情保持沉默。他們所能做的，就是用一生的勤勞實幹，來證明自己確有享受戰後西德經濟復甦政治榮耀的資格。

這樣的人生故事，聽起來是否很熟悉？自1949年台灣實行戒嚴以來，在威權政府漫長的統治過程中，許許多多的台灣人都曾經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成為統治者執行權杖的手腳，懲罰人民的皮鞭。這多半是出自歷史的無奈與人生的荒謬，最後卻成了子孫們必須面對的，「加害者的孩子們」的困境。

真實地去面對歷史是令人頹喪難堪的，他們想要保護父母，維持父母的尊嚴，更害怕成為被報復的對象。於是，「加害者的孩子們」面對歷史時，經常選擇了沉默；他們苦幹實幹，創造「台灣奇蹟」，用經濟果實證明了自己確確實實是愛著台灣的。

因為難堪　只好一直沉默.....

但是，這樣的沉默帶來了什麼呢？我們再來看看柯爾的「總理之家」，安內蘿瑞自殺後，她的兩個兒子分別為她寫了傳記，揭露了光鮮亮麗的總理家庭背後的陰暗與不堪。這樣大爆內幕的作法，當然讓父親柯爾非常難堪，對父親來說，對於難以面對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只有沉默。可是，對「加害者的孫子們」而言，看到父母親陰暗的一生：對骯髒的事情只知保持沉默，對自己的權益無法力爭，對受害者無法展示同情心……這樣的人生，是他們不願意過的。

在國家進行轉型正義的過程中，「如何面對過去」，不只是「受害者的孫子」的問題，也是「加害者的孫子」的問題，因為，每個人都需要往前走。

距離台灣實行戒嚴已經將近70年了，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後，台灣終於開始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未來，那些被隱蔽已久的歷史檔案，將一件一件地攤在陽光下，台灣人將開始一起開創新的歷史記憶。

如何幫助家族走出陰影

那麼，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加害者的後代」，甚至，更可能的是，你的先人曾經對鄰近的受難者袖手旁觀，抱著罪愆以終。你可以做些什麼事情來撫慰受害者的家族，並且幫助自己的家族走出陰影呢？

專門研究德國轉型正義歷史的台大系教授花亦芬，曾舉德國心理分析教授拉德博在2015年出版的自我心路歷程裡所提的獻詞為例：

寫給戰火下的孩子輩：他們必須踏上一段悲痛，而且經常令他們頹喪不已的回顧之旅，以便能了解自己的成長歷程，以及當時大環境帶給他們的影響。

 

因此，他們有責任好好地去面對一種高度相左的情況：一方面去探究自己的家人在納粹時代以及二戰時期究竟想了什麼、說了什麼、做了什麼；在此同時，另一方面，對於當時種種外在歷史情境帶給自己哪些摧毀性的傷痛經驗，也要能坦白說出這些傷痛。

美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Geoffery Hartman在《最長的陰影：納粹大屠殺留下來的創傷》一書裡曾說：「在這個敏感的區塊，傷痕與療癒很難分的開。」

知道傷口在哪裡，才有辦法治療它，真相永遠是醫治的開始，害怕面對真相讓自己躲在陰暗的角落，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的後代——最後都是受害者。

哀悼　感受別人的傷痛

去探究真實的家族史，同時，也要抱持著同理心撫慰受傷的受害者。戰後德國面對處理人民內心創傷的重大問題，心理學家提出的方式，就是「哀悼」：「犯錯的行為者，能夠感知到另一個人內心的傷痛。」

「『同理心』就是……你可以真切地知道，其他人和自己是一樣的人，和自己是共同存在的。」

花亦芬教授亦提到：「過去發生的悲劇無法改變，可是卻可以因為後人的妥善處理，在人們的心中，有了不同的回顧視野。」

只有後人以同理心、同情心進行深刻的反省和回顧，能夠彌補受害者家族長年的傷痛，讓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從過去的「傷痛記憶」、對某些「加害者」族群的「負面印象」，轉化為一個「傷口平復」的記憶。

讓「受害者的子孫」走出傷痛，也讓「加害者的子孫」走出陰暗，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契機，就從這一刻開始。（點我看「揭開爺爺的白色恐怖祕密」上集、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