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因大刀闊斧改革勞動法而焦頭爛額之際，他萬萬沒想到會因為奶油（butter，或稱牛油）令他復興歐洲的道路面臨挑戰。身為熱愛奶油也是生產大國的法國，卻面臨著奶油短缺的危機，奶油成為法國反全球化清單上最新出爐的明星，也是極右派民族陣線領袖勒龐（Marine Le Pen）的最佳辯士，法國的餐桌正牽動著歐洲文明的未來。
吃不到奶油讓法國人憤怒

法國人出了名的愛吃奶油，根據加拿大酪農資訊中心的統計，2016年加拿大每人消費3.2公斤奶油，美國人2.6公斤，中國人僅有0.1公斤，法國人毫無懸念的以8.2公斤拿下世界冠軍，單從製造可頌（croissant）需要大量的奶油，就可以知道奶油實在是法國食物與法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今年夏天奶油不足的消息悄悄在大眾之間傳開，人們發現超市架上原來充足的奶油越來越少，恐慌開始蔓延，往往要找了三、四家超市才能買到一條奶油，恐慌成了失望，最終變為憤怒。

為什麼奶油生產大國的法國也會短缺？Chris O’Brian發現去年糟糕的天氣使得牛奶的產量下跌2.8%，而製造起司的利潤又比奶油高，一公斤奶油要花22升牛奶，一公斤的Emmental起司只要12公升，所以牛奶會先供應製作起司。在此同時，隨著可頌等法國食物在各國廣受歡迎，世界對奶油的需求卻增加了5%。供給減少而需求增加下，過去20個月，法國奶油原料的工業成本從每噸€2,500增加到€8,000。

法國人對奶油品質的堅持也令奶油危機推波助瀾，例如La Roche-sur-Foron的國立牛奶與肉類產業學校表示，儘管他們收到許多增加奶油產量的要求，但是均以會影響教學品質而拒絕。多數法國消費者也堅決反對使用人造奶油（margarine），超市架上滿滿的人造奶油與旁邊空蕩蕩的奶油架子，成為推特上盛行一時的照片。

但是這與全球化有什麼關聯？原來法國的人口老化日漸嚴重，由於多數老年人的移動能力不如年輕人，因此法國的零售業開啟了迷你購物連鎖店的風潮，當家樂福針對有車需要大量採購的家庭時，盤踞在街角的家樂福速遞（Carrefour Express）則為依賴大眾運輸而小量購買的老年人口而設，對全聯超市熟悉的台灣人當不陌生。但是當這些小型超市佈滿每一個街角後，這些需要大量資本支出的連鎖業鉅子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傳統的小型超市逐漸落敗後，像Carrefour Express、Intermarché和Casino這些小型連鎖超市的議價力量也與日俱增。他們根據大數據分析商品需求，與供應商一年簽訂一次合約。但是當奶油製造商因為成本劇增而要求重新議價時，卻遭到了拒絕，因此製造商寧願在歐盟的體系下將奶油外銷到德國等鄰國，以獲得較高的價格，於是釀成了法國的奶油危機。

極左極右派都用奶油攻擊馬克宏

雖然年輕有為的馬克宏當選總統，但是極右的勒龐和極左的Jean-Luc Melénchon聯合起來也有40%的選票，奶油竟難得成為左右攻擊馬克宏的共識。對左派而言，奶油危機是商業資本的連鎖零售業勢力過於龐大的證據，是全球化下自由市場想像的失敗；對右派而言，這是法國政府為了全球化而失去法國優先的結果；對法國人而言，上一次奶油短缺乃是二戰希特勒佔領時期，這種被喚醒的恐懼十分真實，當奶油短缺從驚訝到恐慌再到恐懼時，馬克宏所支持的歐洲共同體與全球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噩夢的開始，而非歐洲復興的新頁。

全球化已經深刻地影響到當代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歷史檢視全球化的開端與經驗。進步的錯覺往往令我們覺得全球化乃是最近發生之事物，但事實上人類史上曾經的全球化高峰在1913年，如果不是隔年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天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會有全然不同的面貌，我將在接下來的三篇文章中分別探討1913年全球化帶來的遺緒，本篇討論戰爭，下篇談論國家財富，最後以金融市場收尾，每一次討論一個不同的全球化疑問。

建造鐵達尼號代表當時全球化的高峰

著名的泰坦尼克號（鐵達尼號）（Titanic）於1912年由白星遊輪（White Star Line）與摩根銀行（J.P. Morgan）共同建造並非偶然，它標示著1870年起首次全球化運動的高峰。全球化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定義，但是一般公認全球化至少包含商品、資本與人員的跨國流動，自1870年開始，直到1913年，無論是貿易、對外投資與移民，都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峰，後來由於兩次世界大戰，使得全球化嚴重倒退，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逐漸恢復到1913年的水準。

1870年時，世界貿易僅佔全球GDP的4.6%，到了1913年，已經增加到7.3%。1870年時，外國資本僅佔開發中國家9%的GDP，1913年時，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32%。不僅是貿易與資本的流動，在護照尚未發明的當時，人員的跨國移民也相當頻繁。據估計這段期間有600萬人從歐洲遷移至美洲，還有數百萬的人非自願地從非洲透過大西洋奴隸貿易被賣到美洲為奴，另外，根據Peter Lindert等人的估計，從中國與印度遷移至斯里蘭卡、汶萊、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地，也將近600萬人之多。這波全球化估計造成10%的人員在全球遷移。

不僅如此，這段時期到20世紀中葉，也是人類有史以來科學與技術進步最快速的時期，熱力學、電磁學、相對論、量子力學與分子生物學等知識都是在這段時間建構。不僅如此，技術上改變人類生活的機器，汽車、電視、冰箱、微波爐、捷運、摩天大樓、飛機、火箭、人造衛星等，也都是在這段時間製造出來，是人類史上的黃金時代，今日的世界無論在進步的速度與幅度上，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關於預測戰爭發生的數種說法

隨著商品、資本與人員的跨國移動，國家之間的經濟與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經濟整合更加迅速，人類的生產力大幅提升，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增加，Norman Angell因此認為國際間大規模的戰爭將一去不復返。

Angell在1909年出版了《Europe’s Optical Illusion》，1912年增訂為今日為人所熟知的《The Great Illusion》一書，Angell在書中主張，由於國家之間貿易與投資的緊密交錯、急劇增加的戰爭財政負擔與戰敗國家有限的償付能力，使得戰爭的成本遠遠超過了利益，因此歐洲主要國家之間大規模的戰爭不會發生，即使真的發生，也會在利益的驅使下很快終結，他認為全球化造成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不僅表現在經濟層面，更會全面滲透到社會、政治與文化的各個層面，終將消除各國全面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但是僅僅在5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正式爆發，不過這並不妨礙本書成為暢銷書，當《The Great Illusion》於1933年再版時，Angell也因為知識教育與捍衛國聯（The League of Nations）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僅僅6年就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Angell的主張承繼自康德、孟德斯鳩以降啟蒙學者的說法，認為貿易會帶來和平，理性與相互理解會降低衝突，相互依賴的兩國維持和平維持的誘因遠大於發動戰爭。全球化有助和平的想法一直未曾消失，《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在1997年提出了他稱之為「麥當勞理論」，認為兩個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彼此不會打仗，因為麥當勞設立分店通常代表該國對外投資的友善、貿易的發達、外匯管制鬆綁、中產階級興起、治安大致良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當兩個國家具備這些條件時，彼此發生戰爭的機率就大為降低。不過Friedman特別強調，麥當勞理論僅適用於國家之間的戰爭，因為他發現許多已有麥當勞的國家之內，仍然內戰頻傳，政府軍與反抗軍彼此仇視。

但是在另一方面，近日因中美戰爭可能性而享大名的修昔底徳陷阱（Thucydides’ trap）中，修昔底徳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提到商業革命如何對原來相對穩定的國際政治秩序形成挑戰，特別是貿易的擴張、農業經濟的貨幣化、新興商業權力階級的興起，如何改變了第五世紀的希臘國際政治，並為未來的戰爭埋下種子。對修昔底徳而言，貿易的擴張未必會帶來和平，可能因為新興大國經濟力量的崛起而改變了國際政治的權力結構，最終導致不可避免的衝突。

從真實的戰爭數據上來看，Max Roser蒐集了過去600年來世界各地發生戰爭的時間、頻率、軍人與平民死亡人數等資料，發現戰爭在人類歷史上相當頻繁，平均每15年就有100,000人喪生於烽火之中，資料上最特別的時期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儘管仍有韓戰、越戰、中東戰爭、英阿戰爭等大小戰役，但是人類因戰爭而犧牲的人數急劇降低，最近半個世紀，是過去600年來人類最和平的時期。

過去600年的戰爭呈下降之勢

歐洲過去戰爭頻傳，以各國涉及戰爭的總年數計算，從1500年開始每50年為一個週期，自1500-1550年之後，戰爭年數就有逐年下降的趨勢，直到1751-1800年為止；接著1801-1850年又開始逐年增加，直到人類史上最和平的1951-2000年才快速下降，這些數字並不符合康德、孟德斯鳩到Angell等人的說法。就世界整體而言，過去600年來的戰爭大致呈下降之勢，1800年之後尤其明顯；不過從數字上來看，1870-1930年這段時間，貿易的開放與戰爭的機率同時增加，修昔底徳的預言成真；但是1930-1990年這段期間，貿易的開放卻與戰爭的機率呈負相關，又支持康德、孟德斯鳩與Angell的古典說法。

資料顯示，當1870年全球化開始之際，國家之間的衝突也隨之增高，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全球化的程度與重啟戰端的機率同時減少，因此這段期間的貿易開放程度與戰爭的機率呈現正相關。但是二次大戰後，經歷谷底的貿易開放程度節節高昇，而此時人類也經歷了史上罕見的和平時期，兩者呈現負相關。

不能輕忽民族主義與宗教力量的戰爭誘惑

貿易開放程度與戰爭機率會如此激烈反轉的原因之一，在於其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宗教力量與民族主義，不同於Angell認為階級所代表經濟利益，超過國家作為疆域界定人民共同利益的程度，歷史上民族主義與宗教力量對戰爭的誘惑，經常超越了全球化經濟所帶來國家相互依賴的利益，因此如何排除其他因素，找到貿易對於戰爭的淨影響，就成為解析Angell論述的關鍵。

貿易用海耶克的話來說，是一種延遠的秩序，貿易的力量在於搬有運無，因此越是遠方的國家，越可能有不同的氣候、文化、技術與天然資源，彼此交易越可能符合比較利益法則，雙方的受益程度也就越大。但是民族主義與宗教卻經常必須親眼所見，透過比較彰顯其差異。差異是貿易、民族主義與宗教的共同特徵，不同的地方在於貿易是尋找差異來達成互利，民族主義與宗教則是要確立差異以形成自我。

另一個原因在於貿易自由化的利益，未必能夠由全民所共享，因此輸家未必會支持和平的秩序，例如仰賴裙帶資本主義、壟斷、或是缺乏相關技術或知識者，越可能反對開放；贏家則可能因為戰爭會傷害貿易的利益，而主張和平。但即使是贏家，也有可能為了確保貿易利益的實現，而以船堅砲利打開封閉的市場。因此必須在國內貿易利益均霑與國際支持自由貿易的環境下，貿易才可能促進和平，Philippe Martin等人分析了在這些情況下，貿易對於戰爭的影響。

多邊自由貿易降低了兩國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雖然減少了全球大戰的風險，但是卻增加了區域之內兩國戰爭的機率。（湯森路透）

全球化降低世界大戰機率

他們的模型顯示，雙邊自由貿易有助於降低雙方戰爭的機率，因為這時透過雙方對彼此經濟、社會、文化與政府的相互理解，有助於降低談判的無效率，進而減少衝突的機率。但是有趣的是，多邊自由貿易卻有相反的效果，因為它降低了兩國之間的經濟依賴程度，雖然減少了全球大戰的風險，但是卻增加了區域之內兩國戰爭的機率。這與二次大戰後的趨勢相符，觀察1950年迄今戰爭交戰國之間的距離，有逐年下降之趨勢，尤其在1950年代與1990年代尤其明顯，這時期的戰爭很少是主要國家之間的大戰，而更多的是鄰近國家之間的衝突。全球化固然降低了世界大戰的機率，卻是以區域衝突為代價。

Philippe Martin等人蒐集了1948-2001年所有戰爭的資料，發現雙邊貿易的障礙與成本增加兩國戰爭的機率，但是多邊貿易的障礙與成本則不然。在控制許多其它的變數後，結果顯示，就雙邊自由貿易而言，當兩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程度越高，而且兩國的距離越遙遠，則彼此發生戰爭的機率越低。但是對多邊自由貿易而言，多邊自由貿易降低了世界各國大戰的機率，但是反而增加了鄰近國家戰爭的機率。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過去認為將中國拉近世界貿易體系，有助於建立中國與世界經濟的整合，進而降低戰爭的機率，但是以上的結果則建議，或許全球化降低了中國與西方列強世界大戰的可能，但是卻增加了中國與鄰近國家衝突的機率。更複雜的問題在於以上的模型忽略了制度差異的因素，例如中國對智慧財產權與自由貿易的規則，與提倡全球化的西方國家存在根本的差異，這些都指向我們需要對全球化的贏家與輸家有更細緻的了解，我將在下一篇文章中介紹全球化如何影響各國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