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我剛入新聞這一行時，編輯室裡裝點門面的那寥寥幾位女性，對性騷擾的態度完全不同於最近幾週在講述自己痛苦經歷的女性。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著名國際通訊社的倫敦分社。走進新聞編輯室時，全是男性的工作人員目瞪口呆地看著我，彷彿我是沙漠中的綠洲。他們很快感到失望。我的態度很冷漠，他們稱我為「冰雪公主」。

我感到孤獨，很需要朋友。所以，當一名記者開始跟我攀談時，我做出了回應。我的心裡升起了希望——直到我感到有一隻手在慢慢沿著我的大腿往上摸。我迅速用一記肘擊甩開了他。第二天，那個抓我屁股的傢伙被我迅猛的後踢踹中膝蓋，另外奉送了幾句髒話。

我那一代女性是在第二波女權主義的激越中成長起來的，我們認為自己是強大、兇猛的自我捍衛者。我們告訴自己：不當性冒犯只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證明自己比那個更弱的性別優越。我們幾乎都不認為自己受到了嚴重傷害，我們大多數人認為，只要有足夠的勇氣，我們就能克服困難，找到出路。

一天晚上下班後，一群記者邀請我去當地的愛爾蘭酒吧喝酒。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裡，我們喝了幾大杯健力士黑啤酒，用Paddy威士忌作追水。當時我很害怕，但我知道那次考驗多麼重要。我一定不能讓他們看著我從凳子上掉下去取樂。我跟他們喝了一杯又一杯，直到我把鑰匙放進自己公寓裡面才暈了過去。

不過，我是帶著溫暖的感覺暈倒的，想到他們會因此尊敬我，還覺得有點飄飄然。我並不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只是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也許還能在掌管這個世界的大俱樂部裡佔有一席之地。

不久後，我去了北愛爾蘭，正趕上一群新教徒用棍棒對天主教徒發起兇狠的攻擊。我受了一點皮外傷，帶著流血的興奮，我找到了一個付費電話。當我在用第一人稱口述故事的時候，倫敦分社社長加入了進來。他是一個脾氣暴躁、曾向惹到他的記者扔雷明頓牌(Remington)打字機的怪人，聽到我的電話他很不高興。「該死的，趕緊滾回來。女人是不能上戰場的！」他吼道。當時，他在盛怒之中沒有意識到，等他找到一個男記者接替我，一個好故事就已經結束了，不過，漸漸地，他勉強同意讓我留了下來。

我一回來，就看見他在一臉陰沉地翻看我的稿子。我躲開了。「弗蘭克斯，」最後他用祝賀的語氣說，「我不再把你當成女人了。你寫文章像個男人。」

現在，我依然不禁把這視為最高等級的讚美。我已經被洗腦了。

幾個月前，閘門被打開後，各個行業的很多男性突然快速倒台，起初，我還有點不敢相信。有些女人說，她們當時呆住了，無法抗拒上司，有時甚至是同事，這令我感到困惑。還有幾名女性說，她們在反抗後感到內疚和恐懼，第二天寫郵件道歉，並要求再給一次機會。

我為她們感到難過，但我真實的反應是困惑：我想知道，什麼樣的女權主義者會如此絕望，願意用自尊換取工作？

隨著這些女性經歷的故事變得更加下流，甚至是徹頭徹尾的變態，我想知道男性的傲慢是否終於演變成了狂暴。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前十年美國流行文化的色情化，是否釋放了男性的本我，讓他們可以追逐自己最荒唐的幻想——在自己家裡接受專業採訪；在求職者面前裸體穿著敞開的浴袍走動？倡導性自由的女權主義，是否與這些文化潮流相結合，適得其反地給工作場所的性侵火上澆油？又或者，這種令人反胃的侵犯一直都在發生，只是沒有被傳出來？

在思考這些時，我想起了更多的往事。我們的先鋒一代是否欺騙了自己?

當然，那時候，我們也非常了解沙發試鏡這回事，有權勢的男人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力扶持或破壞一名年輕女性的事業。我們警告過自己的姐妹們，但我們都是輕聲低語，從來不敢大聲說出來。也許，我們的恐懼比我們承認的要多。

即便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遭受過嚴重性騷擾，我們又有多少人承受了沒有安全感的男人們造成的更多的隱性傷害——尤其是如果我們有膽量去爭取成功的話？

加入那家通訊社兩年後，我獲得了普立茲獎。為此，我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我是第一個憑藉國內報導獲獎的女性——我被帶去紐約，對暴力反戰團體「氣象員」(Weatherman)進行一個分成五部分的系列報導——這一點使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我能看出他們垂著的腦袋裡在想什麼：我們努力多年，想獲那個令人垂涎的獎，結果卻讓一個24歲的人拿走了！那一天和那之後的日子裡，整個分社的男人都拒絕和我說話。

我被逐漸產生的一個想法所困擾，認為自己不配得到那個獎，應該把它還回去。在接下來的至少10年裡，我一直羞於告訴別人我得過獎。

過去幾週，我年輕時經歷的那些更為微妙的歧視時刻又回來了：報導還沒寫完就被否了；在我看望生病的母親後回來上班時，承諾給我的調去巴黎的機會，給了一個和我同齡、工資比我高得多的男同事。

年紀越大，越容易遭遇性別歧視，這在意料之中，有時甚至會挺好笑。但它不會停止，即使你已經出版了四本書，並擁有漫長的新聞從業生涯。最後一本書出版時，我接受某脫口秀主持人的採訪。我幾乎還沒開口，他就睡著了。在接下來的採訪中，他一直時不時地合上眼，攝像機則聰明地避開了他。當我離開攝影棚時，他就突然清醒了，準備迎接新的嘉賓。

我看到他一邊熱情地揮舞著雙手，一邊和兩名有重要影響力的男記者交談。後來，這名主持人因為嚴重的性行為不當指控而丟了工作。

我讚揚最新一代女性為了爭取改變社會的機會而披露個人屈辱經歷的勇氣。作為最早的女性新聞從業者，我們堅強，滿懷抱負，甚至自大，但多年來，我們的自信心經常受到不可彌補的傷害。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是很聰明，但依然有很多東西不懂。我們對在權力等級制度中贏得一席之地心懷感激，卻不明白性別劣勢仍然影響著我們的工作生活。

幾年前，我遇到一名在前一年憑藉國外報導獲得普立茲獎的人。當他終於發現我們都是普立茲獎獲得者時，他用批評的語氣說：「你是我見過的最害羞的普立茲獎得主。你知道自己得的是新聞領域的最高獎嗎？我獲獎的時候可是仰天大吼。」

天顯然是在聽的。

※作者Lucinda Franks為記者和作家／著有《永恆：愛、摩根索和我》(Timeless: Love, Morgenthau, and Me)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