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因為拍攝北京「低端人口」遭驅逐的視屏，藝術家華湧在天津朋友家被抓捕。在員警破門而入前，他為女兒錄製了一段慶祝生日的視頻，並在網路公開。一時間，輿論譁然。18日，被帶回北京的華湧以取保候審的形式獲釋。

對這一事件的始末，我從以下幾個角度，提供我的分析和感觸：

謊言和暴力　是國家的根基

「如果說真話都變成英雄了，中國得多可怕啊？」被釋放後的華湧在飯桌上忿忿不平。對此，我想指出的是，謊言和暴力，恰恰是這部國家機器，賴以維繫和運轉的必要因素。

《極權主義的起源》作者漢娜．鄂蘭曾這樣寫道：

極權主義組織的形式完全是新的。他們被設計來用於運動的謊言宣傳，圍繞一個虛構的中心，編造一個功能性的現實。

而伊凡．克裡瑪在《布拉格精神》中，也如此描述：

極權主義制度僅僅知道做出一種反應，它運用暴力反對那些不滿者…在其最終的演變中，極權主義制度以其遍佈社會可以調遣的服從的奴隸而著稱。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味地追問「記錄真相何罪之有」就顯得有些幼稚了，這就好比追問綁匪「被綁架的人有什麼罪過」一樣的。試圖通過這種對話向他們曉諭大義，只能是癡人說夢了。因為你所動搖的，正是他們的生存根基和生存方式。

華湧被釋放　輿論沒有勝利

華湧被刑事拘留後，數日之內旋即被釋放，在一些人和媒體看來，這屬於民意和輿論的勝利。而我認為，華湧事件，二者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但若說成勝利，顯然有些自欺欺人的味道。

劉曉波去世前要求出國治療，國際輿論壓力排山倒海，然而結果呢？他的妻子劉霞現在仍舊與世隔絕。究其原因，是華湧的「價值程度「還不夠高，否則輿論也會失效；而人，總是不會徹底絕望的——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會經常製造虛幻的希望，一些事被當做「轉折」和「勝利」，一些人被視為「救命稻草」。只見秋毫之末，卻不見輿薪，對於時局沒有產生一個總領的認知，乃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異見者的價值程度

那麼，在中國，如何劃分一個異見者的價值程度呢？就我觀察，對於異見者，大致可分為如下三類：

第一類：低價值目標。此類人在現實中並無行動力，更談不上形成組織，多數時間都在網路世界無意義地宣洩情緒，乃至自娛自樂。翻牆的線民是典型代表。這一類人數量多、分佈廣，對於維穩開支甚鉅的當局而言，沒有過多精力與每一個人糾纏。只需提防當中具備較強名望和傳播能力的意見領袖，在適當時候予以抓捕，殺雞儆猴，散播恐懼的氣氛足矣。

第二類：中價值目標。這類人由於自身才華橫溢，從而具備一定的知名度與影響力，現實中也有行動，但尚未觸及黨國的紅線：動員群眾、建立組織、海內外結合。華湧是最近的一位代表，倘若他的行動不是拍攝視頻而是對「低端人口」進行動員組織，恐怕結局會大相徑庭，也不會有所謂輿論勝利一說了。

對於傳播管道嚴加封鎖，此類異見者就構不成本質性的威脅，因此對他們的拘留甚至判刑並不是必要的。且輿論的指責，還會惹得自己一身騷。不過，這些人周邊，只怕都有「很長很長的望遠鏡」，一言一行，無不被監測記錄。隨著大陸極權加劇，他們被「秋後算帳」，一網打盡，也不是沒有可能。

第三類：高價值目標。這類人要麼觸犯紅線，表現出很強的行動力和組織力；要麼在國內國際都享有廣泛的聲望，是異見人士的標誌；要麼握有對黨國極為不利的情報資料。等待此類人的，基本是牢獄之災，如劉曉波、李明哲、江天勇等。對於他們，任何輿論鼓噪，都是杯水車薪。

做華湧的同路人

據說，東歐的民主運動中，很多人先後離去，或者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們中有一句話：

在生者和死者之間，有一個道德契約，活著的人有義務把死者的事完成。

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說：

如果我不研究核子物理，還會有別人去研究；但如果我不大聲出來說話，可能就沒人會說了。所以我的主要職業不是核子物理，而是和世界大聲說話。

如果華湧事件發生在幾年前，還在念大學的我，可能更多的是敬仰，以看客的視角，將華湧想像成一個高大而陌生的英雄模樣。極權施加的恐懼如蛆附骨，面對落實到行動的抗爭，多數人沒有勇氣去回應，選擇領一張旁觀者的身份證。

而我，在目睹劉曉波的死亡後，再也不願被無力感所吞噬。當我轉換成一位參與者，一位同路人，那些高大的抗爭者形象，都變成了平凡而單純的傻子。或許，在每個時代，總是不缺這樣的傻子。強權的車輪軋軋碾過他們的軀體，一代逝去，一代再起。

「爸爸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你們這代人，不要再經歷爸爸和爺爺們經歷過的那些事，」在視頻中，華湧告訴女兒，「爸爸想要我們國家好起來，應該公正、公平、民主、言論自由。」

那也是我，畢生的夢想。我用我的方式行動，履行那古老的契約。當然，也要承擔和華湧他們一樣的風險。

可是總要有人，站出來說話啊。無論這時代的黑暗，有多厚，有多深。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現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