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台所引發的諸多問題——關於治理社會的政治經驗價值；企業管理者擔任政府管理者的合理性；共和黨維護富人、民主黨捍衛窮人的一貫形象中——沒有哪個問題比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更令人迷惑：真相還重要嗎？

這個問題最近再次浮現出來。川普之前曾承認在《走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的錄音中，那人的確是他，但近日有報導稱，他表示自己並沒有就該錄音發表過評論。他還重新開始質疑歐巴馬是否出生於美國——儘管他去年已經表示接受這個事實。

川普在一次演講中表示，稅收法案會傷害富人，包括他自己，儘管對該法案的幾乎所有分析都得出了相反結論。

從事新聞業近半個世紀以來，我從初出茅廬的家鄉新聞記者，到全國政治記者，再到一家城市日報社的執行主編，指引我的是新聞記者眼中的北極星：堅信客觀事實是存在的，並且可以通過冷靜的艱苦工作和熱情的善意來查明和傳播，這種努力的成果如果得到詳實記錄，將被接受為事實。

川普顛覆了這個被接受的事實，散布對新聞報導真實性的懷疑，宣揚主串流媒體傳播「假新聞」的觀念。他採用了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曾被列寧及其蘇聯繼任者採納的一種陰險而煽動性的說法，宣稱絕大部分新聞媒體是「人民的敵人」。

可以肯定的是，川普的雄辯才能更多的是舞台表演才能，而非治國才能，旨在駁斥負面報導——好像媒體從來沒有批評過之前的那些總統似的，而實際上，媒體是秉持機會均等主義的拳擊手，曾經讓柯林頓（Bill Clinton，在莫妮卡·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中）和布希（George W. Bush，關於伊拉克戰爭的後果）頭疼不已。

儘管如此，可以說川普無意中促使媒體進行了幾十年來最深刻的自我評估，而此時，主串流媒體正經受著最不尋常的財務危機。周遭全是令人傷心沮喪的消息：人們認為新聞的可信度在不斷下降；美國至少有三分之一（甚至可能更多）的人認為，我們的工作毫無意義、存在偏見或與事實不符。

在新聞編輯室以及美國各地的報刊亭，人們提出了一個難以回答而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新聞媒體的方法和動機，迫使新聞傳播者和消費者去質疑一些長期認定的假設。

今年早些時候，共和黨眾議員蒂姆·墨菲(Tim Murphy)在高檔會所迪凱納俱樂部(Duquesne Club)的一場閉門籌款會上表示，我們的報紙《消息郵報》(Post-Gazette)專門報導「假新聞」。墨菲的選區包括匹茲堡的南部郊區。在籌款會進行過程中，我的一名消息人士致電告訴我這個消息，籌款會結束後，我給深感意外的墨菲致電，要求他道歉，他不情願地答應了。

8個月後，我們的報紙報導稱，這位強烈反對墮胎的國會議員曾努力說服他的情婦去做墮胎手術。他後來迫於壓力辭職了。

這已經成了常態。匹茲堡最著名的公共關係官員對我們說，有一則關於他所屬機構活動的報導——一則毫無惡意、完全準確的報導——是又一個假新聞案例。我們負責報導警察事務的記者不斷地收到指責她製造假新聞的郵件。讀者給我們的科技撰稿人致電，指責她製造假新聞。一直以來，我經常在社區裡發表演講，在過去的一年裡，關於《消息郵報》是否是假新聞提供者的問題不斷出現。而且幾乎總是第一個提出的問題。

我的回答是：在我擔任執行主編的15年裡，我們從來沒有故意發表過一個不真實的故事，連一個做假的段落、句子或音節都沒有。

此類問題並非從未出現過。比如，你可以根據既有的事實認為，美國國會在1947至1949年間通過的906個法案表明，那個時期的國會是富有成效的，包括《塔夫脫-哈特萊法案》(Taft-Hartley Act)、武裝部隊的重大重組，以及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的創立。

但你也可以根據同樣的事實，或者選擇一些事實、忽略其他事實，做出相反的論述，正如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在1948年的總統選舉中所做的那樣：他在政治演講中，振振有詞地提到「無所作為的第80屆國會」。

在水門事件期間，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Spiro Agnew)指責媒體是「喋喋不休的否定主義巨頭」，當時媒體正在一點一點地揭露尼克森總統的謊言。今年，總統的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提出了「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的說法。

她的話很快成了導火線，因為幾乎沒人真地認為，那些可以證明的事實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太陽距離地球9300萬英里；地球大氣層的氮含量是78%；參加川普就職典禮的人數比歐巴馬的少——這些都不存在另類事實。

雖然政治人物經常說大話，但真相是存在的——這一點無可爭議。更大的問題依然是：人們還在乎真相嗎？

他們應該在乎，也需要在乎。人類的故事充滿真相被詆毀或掩蓋的時刻：

關於1898年「緬因號」戰艦(Maine)如何沉沒的有爭議報導；

納粹在德國掌權後不久，圍繞1933年德意志帝國國會大廈被焚事件捏造出來的陰謀，該事件導致德國粗暴地取消了公民自由；

關於1960年弗朗西斯·加里·鮑爾斯(Francis Gary Powers)駕駛的U-2偵察機沒有在蘇聯上空從事間諜活動的錯誤論點；

關於1964年北部灣事件的誤導性陳述，它導致美國進一步深陷越南；

關於70年代水門醜聞的層層迷霧；

1998年比爾·柯林頓對與莫妮卡·萊溫斯基關係的否認；以及2003年關於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錯誤觀念。

在我們的新聞編輯室以及其他地方，總統的嘲諷引發了一場不愉快、不受歡迎但早應該進行的反思。但它也促使我們所有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謙卑、更謹慎，更專注於我們的技藝的基本要素：整理事實，寫出故事，不介意批評，無論是來自左派的還是右派的。並通過我們的工作表明：真相依然重要。

※作者David M. Shribman是《匹茲堡消息郵報》（Pittsburgh Post-Gazette）的執行主編，目前正在撰寫一本題為《真相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Truth）的書。

（本文由美國《紐約時報》授權《上報》刊出，請勿任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