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拚戰事

戰爭的宣傳機器，需要動員大量的人力，日本本島、派遣海外都需要，臺灣內部的新聞事業也在積極補充新手。

一九三七年，爆發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入侵中國領土。

一九三七年，「皇民化」或「皇民化運動」之名開始在臺灣流行起來。

一九三七年，何春木十六歲，到臺中臺灣新聞社擔任雜役。他雖家境不好，僅受過公學校的教育，卻奮發向上，期待有日能夠成為正式人員。

報社裡有他最憧憬的記者、編輯，也有一間圖書館，日本內地的《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從基隆港上岸就會立刻寄來。熱中時事、滿懷記者夢的何春木，經常跑去聽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講座，臺上的林獻堂、楊肇嘉，用臺語激烈批評日本政府，情緒難免慷慨激昂，讓他聽得入迷，多次忘了上班時間。

隨著戰事擴大，日籍記者、編輯相繼受徵召入伍，報社需要補充人力。何春木機會來到，考進臺灣新聞社成為記者，一償宿願。

記者做些什麼？新聞如何運作？何春木在晚年回憶錄裡，詳細記錄記者在戰時資源有限的生產線上如何產製新聞。

報社新人的第一份工作是內勤的校對。文字基本功，就從挑出錯誤開始。何春木必須針對排版完成的文章校稿，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接近新聞現場的兼職工作：速記。

「速記是以簡單的符號記錄下繁複的文字，是當時記者必備的知識與技能。」在沒有電腦網路、數位相機的年代，外勤記者中午前會將採訪文稿、照片送上汽車、火車，傳回報社編輯。但下午採訪的新聞呢？記者就以電話報稿。值班內勤接到電話先行速記再轉文稿，才能趕上報紙出刊。因此每到下午三點，何春木就會戴上耳機守著電話機，記下各地回報的新聞。

一九三九年《臺灣新聞》仍維持朝刊（早報）及夕刊（晚報）形式。朝刊有兩大張八個版面；夕刊則是一大張四個版面，加起來共十二個版面。編輯臺的工作，需要處理十個版面的新聞。

後來愈來愈多記者受徵召上戰地，供稿量急速下滑。為免開天窗，編輯只能剪下《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及日文雜誌的報導，自己下個標題，交給排版工人，送到印刷機。

儘管拿「剪刀」和「漿糊」充當記者，稿源還是不足。「聽到什麼就寫什麼」，即使道聽塗說，何春木也必須快筆寫就，如期填滿版面。只是，報社不只缺人力、缺稿源，也缺經費。最後，連薪水也發不出來。再怎麼有理想的少年何春木，也只好跳槽到《高雄新報》。(下圖：嘉義街外/ 陳澄波/ 1926/ 第七回日本帝展入選）

一九四○年，日本皇軍連戰皆捷的勝利喜悅持續上升。何春木走在路上，聽著〈臺灣軍の歌〉、〈軍艦行進曲〉等軍歌，看著遊行隊伍歡欣走過。一年後，山本五十六領導的日本海軍奇襲美國珍珠港，高雄岡山飛行場成了「南進基地」。日本皇軍席捲香港、菲律賓、法屬安南（今越南）、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占領蘭領東印度（今印尼）。

日本喊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皇軍的氣勢達到高點。一九四三年一月，皇民奉公運動以「新國民運動」態勢提出三大目標：戰爭精神之昂揚、生產增強之決行、戰時生活之確立。

但畢竟空洞的精神標語，不能取代空襲、爆擊、防空的殘酷實境。一九四三年底開始，麥克阿瑟以「跳島戰術」反擊，連克太平洋的日軍基地島嶼。日軍節節敗退，塞班島戰役（Battle of Saipan）尤其損失慘重。

這時戰事雖然還在遠方，但是沉重氣氛日漸感染臺灣。各行各業的慘澹已經有感，報社的經營隨之困難，而臺灣總督府為嚴控言論，更下令六社統合。既有的《臺灣日日新報》、《興南新聞》、《臺灣新聞》、《臺灣日報》、《高雄新報》、《東臺灣新報》，全部整併成為《臺灣新報》，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開始發行。

何春木時年二十三歲，在這波六社新聞統合之後，他成為《臺灣新報》中部支社編輯，名為編輯，實則一人身兼編輯、校對、速記等工作，忙得喘不過氣。

總力生產。醜敵擊滅。皇民鍊成。一死君國。

多麼響亮的字眼，像是困厄現實的救贖。只是，隱藏在背後的南方敗局，隻字不提。

由於物資銳減，紙張數量一再減少，早報從原本的十大版縮為六大版，到最後竟只剩四版，而夕報更是僅剩半張兩大版。報社內的青年不時有人被徵召，到南洋去當軍屬。數十年後何春木回想起戰時歲月，還會怪罪戰爭破壞了性別平衡的家庭幸福哩。

到了一九四四年時，年輕的男性大都被徵召光了，不少女孩子都找不到適合的對象結婚，因此留在臺灣的年輕男性就十分搶手，媒人時常來家中走動。

說是「徵召光了」或許誇張，然而紅男綠女的人生圖像、宗祧家族的傳宗接代，都因戰爭而打亂，整個時代應該都很焦急不安。

不只報社言論管控，其他諸如國語運動、寺廟整理、正廳改善、成立皇民奉公會……，臺灣的人力物力都納入日本軍事體制。物資統制愈見緊迫，配給食物不足，一天一天衝擊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黑市的價格節節上升，農民藏起生產的糧食，不讓政府收購。即使總督府派出經濟警察取締，但亂世人心冒險圖利，黑市盛況仍難抑止。

可是市井人家，還是必須吃飯。何春木在鐵路局工作的父親苦惱食指浩繁，只能一邊找到黑市偷買生活物資，一邊擔心警察逮捕，所以白天買到的東西要藏進鐵路的工程車，等到天色暗黑再拿回家。臺灣人也開始把曬乾的番薯簽摻入米飯填充分量，到了戰爭末期，「連煮青菜所剩的菜湯也拿來喝」。

戰爭期間的饑餓，是「軍部優先」、「一切為聖戰」的口號裡，臺灣人揮之不去的集體記憶。

※本文摘錄自《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第四章－消息的第一線：記者的故事／衛城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為台南人，在台南念書、工作、養狗。曾任媒體記者、編輯，現兼職博士生。